卞孝萱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唐代文学历史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除此之外，还涉猎碑传、书画、近现代学术史等研究领域。晚年开拓的最重要的研究领域是家谱研究。孝萱师在搜集碑传的同时，也注意到家谱的历史资料价值，60年代便利用家谱研究郑板桥，研究扬州八怪。起初只是以家谱补充史料之不足，后来孝萱师得以看到一些完整的大谱，便以家谱为中心，进行细致的学术研究。
    由于家谱是民间私修，质量良莠不齐，内容驳杂，孝萱师在研究家谱过程中，采取了与对正史典籍不相同的态度，更为审慎。对于家谱中的作伪史料，师都慧眼识出并加以辨别。《锦树堂钱氏宗谱》是钱穆的家谱，其中世系小传记载六世祖“钱进，宋承奉郎。祥符间自嘉兴赘于常州无锡之沙头王氏，遂徙居焉。”而廿八世孙钱瀛补撰《进宗公传》称：“授西京安抚使，辞不就。”孝萱师说：“世系小传的材料可靠，后人补写传的材料不可靠。什么道理哪？安抚使是高官，能做到高官的人，怎么会入赘别家哪？入赘毕竟不是光彩的事情。”故而在最后撰写文章时，我们没有采用《进宗公传》的材料。
    孝萱师晚年为了看第一手的家谱资料，不辞辛劳，四处奔波。去桐城参加学术会议，着重为访求桐城姚氏（姚鼐家）、张氏（张英、张廷玉家）家谱。去无锡江南大学讲学，主要是为查阅钱氏（钱穆家）家谱。但也常常吃闭门羹，碰软钉子。2009年4月孝萱师和我去某图书馆查阅一部家谱，管理员称该书破损，不能调阅。师和管理员商量，“我八十多岁了，出来一趟打的要几十块钱，不方便，能不能想想办法？”言语已近哀求，而终不果。张廷玉的家谱因掌握在私人手上，师多方求观未果，直到2009年8月31日躺在鼓楼医院的病床上，还对我说：“小武，今年桐城我去不了了，你和王思豪（时为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安徽桐城人）一定要去，带上照相机，想办法把张廷玉的家谱拍照回来。张家两代宰相，书香名门，家谱一定有可挖掘的东西啊。”
    2009年4月25日在无锡图书馆看完《锦树堂钱氏宗谱》，回来的路上师对我说：“如果能给我一间房子，三四个研究生，每个月一万块钱经费，一个家谱研究中心就可以建起来了。无锡一个地级图书馆就收藏高质量的家谱四百多种。如果我们做，肯定会更好。还能利用家谱做些研究。”孝萱师没有因为年事已高而放弃对学术探索的期盼，他始终在规划着。
    “做学问你们是不知老之将至，我是不知死之将至”
    卞孝萱师自学成家，好学敏求，晚年笔耕不辍，每日黎明即起，早餐后端坐窗前，阅读著述，及午方罢。每一稿成，反复修改。他曾转述范文澜先生语曰：“做学问你们是不知老之将至，我是不知死之将至。”教导学生每以范老“专、通、坚、虚”四字为要方，以志不忘师恩。
    孝萱师把读书、撰文称为“用功”，有时在图书馆遇到，也不要我们起身，说：“你们继续用功，不要起，我看看书。”他是图书馆来得早、走得晚的读者，即便是晚年移家城郊，仍然是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的常客。师对我说：“每次打车进城来学校，第一件事情先看书，等精力用得差不多了，再去办取钱、寄信、拿包裹这些事。”古籍阅览室里第一个位置，时常能看到他满头白发危坐读书的身影。他会带很多大小不同的零碎纸片，遇到有用材料，便随手抄下，撰文时剪贴在文中。而说明书、广告、信封等纸张，也常常用来起草、写提纲。
    初识孝萱师时，他虽已81岁，然耳聪目明，声若洪钟。不知从哪一天开始，师戴上了金属边的老花镜，有时和我一起看文稿时还把放大镜递给我，怕我也看不到。我知道，师的精力已经渐渐不如前了；但我不知道，师会什么时候停下来休息一下。孝萱师逝世前两小时，仍与弟子胡阿祥教授谈韩愈之学，可谓“死而后已”矣。
    在长达60年的学术生涯中，卞孝萱先生留下各类著述逾千万字。2010年先生逝世周年之际，凤凰出版社将先生生前已经结集及已发表之著述，合并出版为七卷本《卞孝萱文集》，而整理、点校、主编之书不在其中。
    卞孝萱先生，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古典文化，直到生命里的最后一分钟。（本版照片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