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溺信道术，绝不限于一个人和一个时代
    读书报：再说“奉道”。 嘉靖崇尚道教，信用方士，以青词任用“宰相”，遂有严嵩父子柄国害政。对“议礼”，《明史》以及您的书都以其“发之孝思”而给予了相当的理解。那么如何理解他“奉道”的心理？他这一面该怎么评价？
    卜键：若说嘉靖帝的议礼是出于亲情，出于对父母的殷殷至孝，则他的崇尚道教和溺信术士也是深受家庭影响。记载说其出生前，父亲朱祐杬曾有一梦，梦见玄妙观纯一道长进入王宫，醒来即闻得子之喜。这不仅是一个传说，应是朱厚熜的家庭共识和早年记忆，若干年后他南巡钟祥，命将该观大加扩建，敕额元佑宫，即为旁证。
    溺信道术，信的主要不是“道”，而是“术”，是以道教文化包装的方术，或曰妖术。如果说道家有许多体认宇宙万物的真知灼见，有许多做人和养生的道理，则斋醮烧炼之类方术，则多是骗人的把戏。人在生活中总有一些渴望得到的，如子嗣和健康，虽贵为天子也不易获取，便为术士留下活动空间。世宗对道教的崇信，很快就变为对方术的迷恋，几乎贯穿其一生，却也都是有所祈求。即位未久在乾清宫暖殿设醮，是因为连续患病；嘉靖十年大设祈嗣之醮，为的是“求生哲嗣”；晚年的察访秘术、征召高士和服食仙药，则是为了祛病和长生。当然，明世宗不光为一己一家之私，也为天下苍生祈祷，祭天祭地，祭日祭月，先农先蚕，祭名山大川，为国家和生民祈福，同样是极尽虔诚。
    需要说明的是，方术之类绝非仅存于一朝一代，且天然地趋从依附权力。溺信佛道和方士，做出许多荒唐事体，在古代帝王中为数不少，在各级掌权者中则更多。前不久见诸报章的李一、王林之辈，以小小江湖把戏出入公门，聚敛钱财，莫不如此。
    读书报：您的书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即使嘉靖帝把太多的精力花在了“议礼”和“奉道”上，但并未放弃履行帝王应尽的责任，如《明世宗实录》所说，“惓惓以不闻外事为忧，批决顾问，日无停晷”。我想这有两个方面，一是如《明世宗实录》和《明史》所说，嘉靖帝自始至终“威柄不移”、“威柄在御”（这点其实没太可称道的，不过说他权力欲强而已）；二是确实做了一些事。关于嘉靖帝的政绩，能否请您稍作总结？
    卜键：考虑到其独特的政治内涵，“威柄在御”，或“乾纲独断”，对于一个帝王来说，应是值得称道的。主要是说他为国家和黎庶有担当，负责任。梳理一下历史上的开国之君和盛世英主，无不如是。反之，游龙戏凤，尸居余气，大权落入宦竖宵小手中，才是国家的灾难。朱厚熜被论为“中材之主”，虽非宵衣旰食，却也始终未放弃应尽的责任。即位之初，他果断革除前朝积弊，广开言路和整顿吏治，整肃冒滥军功和革除传奉官，清算干政乱政的太监，裁革镇守内臣，清理皇庄和庄田……虽说是杨廷和等人建言，世宗不仅批准，而且坚决推动；在位中期，他对朝廷大政和国计民生很是关切，更定祀典，加强法制，赈济灾荒，关心普通百姓，惩治贪酷慵懒，重视边防和军队稳定；至晚期虽陷溺于斋醮，久不上朝，仍是每日批阅章奏，在抗击沿海倭乱和蒙骑侵扰的战争中，坚定不移，基本取得了胜利。综上所述，是世宗45年的基本线。
    毋庸讳言，明世宗曾信任宠用了一些恶名昭著的人，有公侯宰辅，也有真人方士，但一经发现其奸欺行径，即行扫除，毫不手软，这也是“威柄在御”的一项明证。
    ◆ “士气之昌”与政治宽松
    读书报：明朝历史有一个现象引人注目，那就是大臣敢于对抗皇帝的意志，甚至不惜以死相争。“大议礼”正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孟森先生的评论是：“君之所争为孝思，臣之所执为礼教，各有一是非，其所可供后人议论者，正见明代士气之昌，非后来所能及尔。”您怎么理解和评价“明代士气之昌”？
    卜键：孟森先生治清史甚力，他谈明代士气之昌，当是基于与清代的鲜明对比。有清一代较少出现谏诤之臣，更少以死抗谏之举，明朝则不然，抗言不屈、犯颜直谏之士可谓前仆后继。“靖难之役”后建文帝的一批忠臣，虽灭十族也不改事新帝；正德朝的谏阻皇帝出游，血溅御道，亦是可歌可泣。明廷针对这种忠痴之气，专门创设了一种刑罚--廷杖，先是示以薄辱，渐而变为真打和狠打，当庭拖翻，杖棒交加，血肉飞迸，具有很强的现场直观效果。再辅之以诏狱酷刑，也颇有震慑作用。士气也会低回沉寂一个时期，然一有机会，一经引燃，便成勃郁昂扬之势。嘉靖朝也是这样，左顺门大廷杖后不见了百余人连衔抗争的局面，可单个的、小规模的上谏，一直没有停顿。那些敢于挺身而出的人，也赢得了朝野间普遍的尊敬。
    这当然是“士气之昌”，亦应视为官场风习之昌，翰林和科道官是其主力，整个官场都有参与，不敢参与的也有普遍的同情和钦敬。为何能这样？当还是儒家精神的滋养，是传统道德规范的影响。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尤其是王阳明的“致良知”和“事上磨炼”，都会引导人们思考和发声，激励那些正直之士。从这个层面上论列，其又是儒家道统之昌，是思想活跃、文化繁荣的体现。
    读书报：您在全书引言中说，嘉靖朝思想、文化走向繁荣，出现了大批杰出人物和优秀作品。您认为“世宗既有倡导引领之力，又有宽容和保护之功”，但对此论点，书里并未有有力的论证。我对此有些怀疑，比如王阳明这样不世出的人物，亦未见嘉靖有多待见。我的印象是，反而因为中晚明帝王或者政府对社会、文化的控制不如明初严厉，才有民间社会和思想文化的繁荣。这里能否请您进一步论证一下自己的观点？
    卜键：对于王阳明，明世宗的认识和评价有一个渐变的过程，也有一条不变的底线。少年时在藩国的崇敬仰慕，对其功高不赏的同情；即位初欲大加封赏，辅弼大臣品评议论的影响；起用后的专擅和自行离任，刺伤了皇帝的自尊，使得朱厚熜对之由尊崇到不满，甚至有点儿怨愤。这是渐变的过程。而他始终认为王阳明在扑灭宸濠叛乱中功勋卓著，不否认王阳明的品德和能力，恼怒至极时也还保留了对他的封爵，内心深处把他当作一个伟大人物，则是一条底线。
    令明世宗真正积忿难平的，不是其在思恩、断藤峡等地的专擅，而是其讲学。王阳明在决策剿抚时常常不待命而行，世宗初无必加遥制之意，但经桂萼等人挑剔整理，便觉得是有些不把皇上放在眼里。再联想到风靡大半个中国的“阳明学”，联想到王阳明的门徒遍天下、甚至在自己的亲信大臣中也多有，联想到阳明语录中那些违碍字眼，便觉得天威君权受到冒犯。这种情形，若在朱元璋、朱棣时可能会大开杀戒，在后来的康乾时期也许会被穷治，被“瓜蔓抄”，而朱厚熜仅在谕旨中有所发泄，说几句也就算了。这就是宽容和宽仁，不做比较，便无以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