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浦江，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关于金源一朝的国都问题，人们习知的常识是，自太祖至熙宗时代，定都上京会宁府，海陵王贞元元年（1153）迁都中都大兴府，宣宗贞祐二年（1214）迁都南京开封府。不过，辽金史研究者大抵都知道一个不寻常的史实：金朝前期的都城会宁府直至熙宗天眷元年（1138）才建号上京；同时，女真人在推翻契丹王朝之后，仍长期保留辽上京的旧称。自宋元以来，人们对金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省阿城市白城子）始终存在着许多误解，就是由于金朝初叶国都问题的特殊性而造成的。这应该是金代政治史上一个很惹眼的问题，但令人诧异的是，这么一个明摆着的疑点，居然至今尚未引起金史研究者的关注。金朝初叶的国都问题，是女真政权从部族体制向帝制王朝转型中的一种特殊政治生态，值得我们做一番深入探讨。
    一、没有京师名号的“都城”
    会宁府何时被确定为金朝国都，史无明文，这个问题下文再予讨论。至于会宁府建号上京一事，见于《金史·熙宗纪》：天眷元年八月，“以京师为上京，府曰会宁，旧上京为北京”。《地理志》“上京路下”也有“天眷元年号上京”、“天眷元年，置上京留守司”的记载；“北京路临潢府下”则说：“地名西楼，辽为上京，国初因称之，天眷元年改为北京。”①可见在会宁府建号上京的同时，将原来的辽上京临潢府改为北京，《地理志》与《熙宗纪》的记载是完全吻合的。②
    但在宋代文献中，此事系年有所不同。张汇《金虏节要》曰：“（完颜）亶立，置三省六部，改易官制。升所居曰会宁府，建为上京。”③据陈振孙说，张汇“宣和中随父官保州，陷金十五年，至绍兴十年归朝”，④因此《金虏节要》的上述记载很可能是宋代文献中有关此事的最初史源。张汇并未明确说明会宁府何时始建上京之号，《三朝北盟会编》把这段引文置于绍兴五年，是因为金熙宗即位于是年的缘故，而后人遂滋误解，故《中兴小纪》、《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均将此事系于绍兴五年，⑤元人抄撮宋代文献而纂成的伪书《大金国志》，亦将此事系于天会十三年（1135）。⑥
    会宁府天眷元年建号上京一事，虽然《金史》中已有十分确凿的记载，但仍有学者持不同意见。朱国忱注意到，《大金国志》卷2《太祖武元皇帝下》有这样一条史料：“天辅六年春，升皇帝寨曰会宁府，建为上京，其辽之上京改作北京。”且《金史·太祖纪》及《太宗纪》都有称会宁府为上京的例子。遂由此得出结论说，早在太祖天辅六年（1122），会宁府已有上京之号；在天眷元年改辽上京为北京之前，金上京与辽上京可能同时并存不悖。⑦这种意见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首先，《大金国志》是一部为学界公认的伪书，其中不乏篡改史料、混淆史实之处。⑨即如会宁府建号上京的时间，如上所述，此书还有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卷9《熙宗孝成皇帝一》在天会十三年下说：“升所居曰会宁府，建为上京，仍改官制。”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此条下有馆臣按语：“金之建上京、定官制实在天眷元年，此书一书于天辅七（六）年，又书于天会十三年，重复舛误。”⑨可见此书的记载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其次，《金史·太祖纪》和《太宗纪》称会宁府为上京，应属史臣追叙之语。元修《金史》的基本史料来源是金朝实录，而《太祖实录》和《太宗实录》分别成书于皇统八年（1148）及大定七年（1167），⑩均在天眷元年建号上京以后，若修实录时将会宁府追记为上京，那是完全有可能的。许子荣曾对《金史》纪、志、传中所见“上京”进行过逐条辨析，指出天眷元年以前所称上京既有指辽上京者，也有指金上京者，后者均为史臣追叙之辞。（11）其说有理有据。
    既然会宁府晚至熙宗天眷元年才建号上京，那么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会宁府究竟是什么时候被确定为金朝国都的呢？
    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应该知道会宁府创设于何时。《金史·地理志》述及会宁府沿革时说：“初为会宁州，太宗以建都，升为府。”据此，会宁州似乎得名于太祖之时，太宗建都，改州为府。不过这一记载在金代文献中几乎找不到旁证，其真实性值得怀疑。施国祁对“会宁”之取义有一个推测：“按二字当取天会、宁江之义。”（12）若按这种说法，会宁州（府）之得名不应早于太宗天会元年。宋代文献中有一则材料颇能说明问题，宣和七年（1125）许亢宗使金贺登位，由其随员钟邦直执笔的《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谈到此行行程时说：“起自白沟契丹旧界，止于虏廷冒离纳钵，三千一百二十里，计三十九程。”（13）书中逐日记录每日起止行程，对于此行的目的地，或称“虏廷”，或称“纳钵”，或称“皇城”等等，绝无“会宁”之称。这说明许亢宗宣和七年使金时，尚无会宁州或会宁府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