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舍与粘罕至相得，而骨舍才尤高。自阿骨打在日，三（二）人用事未尝中覆，每有所为便自专，阿骨打每抚其背曰：“孩儿们做得事必不错也。”一切皆任之，以至出诰敕命相皆许自决，国中事无大小，非经此二人不行。至于兵事，骨舍又专之，粘罕总大纲而已。（69）
    范仲熊乃范祖禹之孙，靖康元年为怀州河内县丞，是年十一月，宗翰克怀州，仲熊陷于金，次年四月被遣返南归，其间在宗翰军中盘桓数月，因撰《北记》述其见闻。（70）文中所称骨舍即完颜希尹（《金史》本传谓“本名谷神”，骨舍乃谷神之异译）。在金初的军事统帅中，左副元帅宗翰和元帅左监军希尹的强势强权确实是很有代表性的，这种强势与强权恰恰反衬出君主个人权威的卑弱。
    由于缺乏中央集权的专制皇权，金初的军事统帅往往拥有对军国大事的决断权和处置权，不妨举一个实例。《金史·太宗纪》天会五年（宋靖康二年）二月丙寅有“诏降宋二帝为庶人”的记载，但据金人《南征录汇》可知，对于如何处置赵宋政权一事，虽有太宗废立之诏，其实主要还是取决于左副元帅宗翰和右副元帅宗望二人的态度。当时宗翰力主废立，宗望则主张保留赵宋藩王，即便在太宗废立诏送达开封城下之后，二人仍为此争执不下。宗望的理由是：“明诏虽允废立，密诏自许便宜行事，况已表请立藩，岂容中变？”宗翰坚执不允，宗望又云：“太祖止我伐宋，言犹在耳。皇帝仰体此意，故令我懑自便。”最终因都元帅斜也支持宗翰的主张，才将徽、钦二帝废为庶人。（71）《大金吊伐录》有一篇《废国取降诏》，其中说道：“既为待罪之人，自有易姓之事。所有措置条件，并已宣谕元帅府施行。”（72）这就是天会五年二月丙寅（六日）的废立诏。据宗望说，除了这个“明诏”之外，还另有一封“密诏”，允许二人“便宜行事”。虽然这一密诏未能保存下来，但事实已经很清楚：太宗实际上赋予了宗翰、宗望二人自行处置赵宋政权的最终决断权，这意味着最后的结果甚至有可能是与太宗的废立诏相冲突的。
    如上所述，由于金朝前期尚未形成中央集权的专制皇权，皇帝所居的“御寨”并不具备汉式国都那样的政治权威和影响，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它的政治功能。
    第二，金朝前期实行的二元政治体制，造成多个政治中心并存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御寨”作为一国之都的重要性。
    金朝建国之初，朝廷中枢权力机构实行女真传统的勃极烈贵族议事会制度，对于所占领的辽地，也一概搬用生女真旧制。如《金史·太祖纪》谓收国二年（1116）占有辽东京州县以后，“诏除辽法，省税赋，置猛安谋克一如本朝之制”。即不管是系辽籍女真，还是汉人、渤海人、契丹人、奚人，全都不加区别，“率用猛安、谋克之名，以授其首领而部伍其人”。（73）但一进入燕云汉地，这套女真制度便行不通了，于是只好因仍原有的汉官制度。元人称“太祖入燕，始用辽南、北面官僚制度”，（74）就是指同时奉行女真旧制和汉制的双重体制。金初的所谓“南面官”，亦即汉地枢密院制度，故《金史》谓“天辅七年，以左企弓行枢密院于广宁，尚踵辽南院之旧”云云。（75）与此相对的“北面官”，主要指当时实行于朝廷之内的勃极烈制度。（76）
    严格说来，金初的二元政治仅存在于1123-1138年。天辅七年（1123），汉地枢密院始设于营州广宁（今河北省昌黎县），后迁平州，再迁燕京，天会间一度分设燕京和云中两枢密院，后又归并为一。熙宗天眷元年八月，颁行“天眷新制”，以三省六部制取代女真勃极烈制度；同年九月，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尚书省--这不只是简单地改换一个名称而已，它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汉地枢密院是作为双重体制中的一元而存在的，而行台尚书省则只是中央尚书省的派出机构。这两件事情的发生，标志着二元政治的终结。（77）
    金初的汉地枢密院，是代表女真军事集团势力的汉地最高政权机构，对于朝廷来说，它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张汇《金虏节要》对汉地枢密院的政治背景及其重要地位说得很清楚：
    斡离不初寇燕山，粘罕初寇河东，称都统府，至是改曰元帅府，乃刘彦宗之建议也。以谙版孛极烈斜也马为都元帅，伪皇弟卢你移赉孛极烈粘罕为左副元帅，伪皇子斡离不为右副元帅。……东路之军斡离不主之，西路之军粘罕主之，虏人呼作“东军”、“西军”。东路斡离不建枢密院于燕山，以刘彦宗主院事；西路粘罕建枢密院于云中，以时立爱主院事。虏人呼为“东朝廷”、“西朝廷”。（78）
    据李涵教授考证，燕京枢密院与云中枢密院的分立是天会四年的事情，主要是为了适应左副元帅宗翰（粘罕）和右副元帅宗望（斡离不）两大军事集团分治汉地的需要。汉地枢密院的性质，其实就是听命于女真军事统帅的“军政府”，而被目为汉人宰相的知枢密院事，不过是都统府或元帅府的僚属而已。（79）由于金初尚未形成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缺乏专制皇权的强有力制约，汉地枢密院遂成为独立于“御寨”之外的政治中心，甚至被形象地称之为“东朝廷”、“西朝廷”。汉地枢密院的高度独立性，实际上也就是女真军事统帅高度集权的表现。
    汉地枢密院对于朝廷的独立性，在官员选任一事上表现得最为明显。赵子砥《燕云录》说：“金国、渤海、汉儿、契丹等，若差知州、通判、知县、场务官，更有元帅府亦差除；即如外知州、知县，若两处朝廷差官，元帅府更差，即是三人互相争权也。”关于汉地枢密院与朝廷在选任州县官员上的矛盾纠葛，他还讲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