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孙中山早期民族主义的立论基础是建立在清王朝是异族人的统治这一政治理念上的，而不承认满族人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从而将革命与排满纠合在一起，不仅造成了理论上的混乱，而且给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实在带来了相当程度的负面影响。    不过，我们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否定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我们的问题只是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是否一定要进行推翻旧王朝的政治革命，这种政治革命给中国带来的究竟是利多呢，还是弊多呢？
    当然，清王朝既然已被推翻，我们也大可不必替其惋惜。那么，当汉族人的政治统治建立起来之后，民族主义的革命任务是否就一定完成了呢？孙中山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显然不是非此即彼。我们看到，或许正如许多学者业已指出的那样，孙中山出于革命策略的考虑，在辛亥革命之前集中精力于推翻清王朝，而在辛亥革命之后，则将注意力转到真正的民族主义问题上来，即为中国的民族独立与繁荣而奋斗。[15]
    然而此后不久，孙中山即对这一提法进行修正，以为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并不意味着民族主义的完全实现，因为民族主义的内涵不仅涉及国内的种族革命，而且势必关涉中国与外国尤其是外国列强之间的关系。他说：“要之，本会之民族主义，为对于外人维持吾国民之独立。”[16]这实际上是对外国资本主义操纵中国政治、剥夺中国经济利益的反感。也正如学者们通常评论的那样，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已由先前对国内问题的关注而转变为民族独立的问题，在内涵上增加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
    孙中山对民族主义解释的变化，当然意味着他的思想的成熟和进步，随着时间的推移，孙中山的反帝思想越来越激烈。然而问题在于，孙中山在其后期思想中对民族主义的重视，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唤起，如果放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背景下又有多少实在意义呢？
    我们记得，孙中山在为推翻满清政府时曾不止一次的说过，清政府和它的保守的官吏们是极端的排外主义者，只有他的革命党人将来所建立的汉族人的新政权，才能与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建立真正的和平共处、友好往来的关系。然而时过境迁，孙中山在其后期的民族主义思想中，实际上是在宣扬中国中心主义，实际上是将民族主义回复到外夷狄而内诸夏的传统的民族主义的老路上去。在他1924年初发表的《民族主义》的长篇演讲中，我们不难看到贯穿其中的一个重要精神，就是如何恢复中国的民族主义意识，如何提升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地位问题。他在列举了外国列强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的侵略之后说：“现在我们民族处于很为难的地位，将来一定要灭亡。所以灭亡的缘故，就是由于外国人口增加和政治、经济三个力量一齐来压迫。我们现在所受政治力、经济力两种压迫已达极点，惟我们现在的民族还大，所受外国人口增加的压迫还不容易感觉；要到百年之后，才能感觉。我们现在有这样大的民族，可惜失去了民族思想。因为失去了民族思想，所以外国的政治力和经济力才能打破我们。如果民族思想没有失去，外国的政治力和经济力一定打不破我们。”[17]
    既然如此，唤起中国人的民族思想和民族意识，便是中国不亡的逻辑结论。那么，怎样才能唤起中国的民族思想和民族意识呢？孙中山提出两点建议：一是要让全国人民清楚地知道中国现在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一是要让中国人知道我们古时候曾是一个“很强盛很文明的国家，在世界上是头一个强国，所处的地位比现在的列强像英国、美国、法国、日本还要高得多。”一次提高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唤醒国人的民族精神，“所以穷本极源，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18]这些固有的旧道德，就是中国人至今不能忘怀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我们不必否认中国固有的旧道德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具有某种积极意义，正像某些新儒家所说，从这些旧道德中或许也能够开出民主与科学来，或许也像孙中山所分析的那样，只要对这些旧道德予以全新的现代诠释，也不难实现现代化的转化。问题在于，当我们中国实际已远远落后于西方社会的时候，而企图以旧道德的复兴和欧美新文化相结合，其愿望虽然善良而美好，其效果究竟能有多大呢？
    四、民主政治的绝对性与超越性
    如果说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是为了增强国人的自信心和自尊心而重提民族精神的话，那么他所设计的民权主义理论与程序则主要是针对西方社会业已存在的弊病而提出的，是和民族主义相伴而行的。他说：“什么叫民权主义呢？这个主义的道理，和民族主义是一样的。民族主义是对外打不平的，民权主义是对内打不平的。国内有什么不平的大事呢？就是有了皇帝或者军阀官僚的专制，四万万人还是不能管国事，还是做他们少数人的奴隶。像这样压迫的不平，和外国人的压迫也是一样的。所以对国内的专制打不平，便要应用民权主义，提倡人民的权利。提倡人民的权利，便是公天下的道理。公天下和家天下的道理是相反的。天下为公，人人的权利都是很平的。到了家天下，人人的权利便有不平。这种不平的专制，和外族来专制是一样的。所以对外族的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族主义；对国内的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权主义。”[19]显而易见，民权主义的核心是主权在民的民主政治，而不是君主专制或君主独裁。
    毫无疑问，主权在民是一种极为现代的政治理念，如果将这一理念贯彻到底，那么必然是孙中山曾热切渴望的“全民政治”。《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即为国民者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也。……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于此有当知者：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20]也就是说，孙中山所设计的主权在民的全民政治理论并没有贯彻到底，而是囿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作了必要的修正和转向。
    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在近代中国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重要问题，各家各派的政治理想几乎莫不自称是基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之上。因此，保守主义者可以假借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而拒绝外来文化和政治理念的冲击，激进主义者也可以假借国情的特殊性而提出超越人类社会的一般发展规律的政治主张。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和一般性便很难得出真解，过分强调二者之间的冲突实际上已无多大的意义。不过，就孙中山政治理念的演变来说，不论是他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还是他对近代中国国情的把握，实际上都存在一个前后期的差异。在其革命的前期，孙中山的基本倾向以为中国的富强与发展，要必走上西方先发国家已经走过或正在走着的道路，中国未来的政治模式似乎也只能是美利坚合众国式的民主政府。故而在其早期占主要地位的政治理念中，更多地不是对西方民主政治和代议制的怀疑，而是相信这种政治形式不仅是世界潮流的主要趋势，而且是中国必须走的一条道路。他在1897年的一次谈话中指出：“余以人群自治为政治之极则，故于政治之精神，执共和主义。……人或云共和政体不适支那之野蛮国，此不凉情势之言耳。共和者，我国治世之精髓，先哲之遗业也。我国民之论古者，莫不倾慕三代之治，不知三代之治实能得共和之神髓而行之者也。勿谓我国民无理想之资，勿谓我国民无进取之气，即此所以慕古之意，正富有理想之证据，亦大有进步之机兆也。……且夫共和政治不仅为政体之极则，而适合于支那国民之故，而又有革命上之便利者也。”[21]他甚为明白地强调：“我们必要倾覆满洲政府，建设民国。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22] “有人说我们需要君主立宪政体，这是不可能的。没有理由说我们不能建立共和制度。中国已经具备了共和政体的刍型。”[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