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赞赞进讲，满汉直讲官四人出至案前。东班西上，西班东上，行一跪三叩礼，复位立。满讲官一人出就案左北面，展讲章进讲四子书毕，复位；汉讲官一人趋过案左，进讲如之。皇帝阐发书义宣示。臣工讲官暨侍班官跪聆毕，兴。又满讲官一人趋过案右，汉讲官一人出就案右，先后进讲经义毕，皇帝阐发经义，各官跪聆，亦如之。
    鸿胪卿引出殿，至丹墀，各就拜位立，鸣赞如初，行二跪六叩礼毕，内监设坐毡于殿内，东西各二行。鸿胪卿引讲官、侍班官按品胪序，仍升东西阶入殿内。赐坐、赐茶，仪与常朝同。礼部尚书奏礼成。驾兴至丹陛升舆还宫。
    是日，赐宴于太和门东廊。讲官暨侍班、记注、纠仪各官咸与燕毕，诣内金水桥南丹墀东，行一跪三叩礼，各退。”⑨
    从明代开始，不仅经筵过程极为繁琐，而且在经筵举行前增加了许多礼仪。明隆庆元年（1567），规定经筵先五日命司礼监同各官诣文华殿演礼，先一日告祭奉先殿。奉先殿是明清两朝祭祀祖先的家庙。洪武三年（1370），明太祖以有节制地祭祀不足以表达孝思为由，在南京乾清宫东侧建奉先殿作为家庙以祭祖。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也在紫禁城内建奉先殿。明末，奉先殿被毁。清顺治十四年（1657），清世祖下令仿前朝样式在原址上重建了奉先殿，并且延续了经筵前奉先殿祭告之礼。
    隆庆元年还规定经筵当日皇帝需诣文华殿左室祭拜先圣先师。⑩因此，就目前所见的资料来看，经筵前祭拜先圣先师之举始于明代隆庆之时，清人谓：“经筵之典始于宋代，圣师之祭举自明时。”（11）
    清朝延续了明代的经筵之前祭祀先圣、先师的传统，并十分重视。顺治十四年（1657）经筵初开之时，礼部官员奏请皇帝诣弘德殿行致祭先师孔子之礼。康熙十年（1671）举行经筵，亦遣官告祭先师孔子。康熙二十四年（1685），传心殿建成，位于文华殿之东。传心殿内供奉皇师伏羲氏、神农氏、轩辕氏，帝师陶唐氏、有虞氏，王师夏禹王、商汤王、周文王、周武王，及先圣周公、先师孔子。每岁御经筵前期，遣大学士一人行祗告礼。康熙二十五年（1686）定经筵前一日皇帝亲诣传心殿行祭告礼。（12）但是，皇帝不可能做到每次都要亲诣传心殿，所以，大多情况下都是皇帝派一名官员祭告，特殊情况下皇帝亲自祭告。如乾隆帝在御制诗中所言：“予即位后于乾隆六年御经筵日亲祀传心殿一次，以后依中祀之例每岁遣大学士致祭，偻指已五十五年矣。”（13）
    明清以来经筵“制度化”向“仪式化”的转变趋势已十分明了，且时人对此弊端也早有意识。早在明永乐时期，理学大臣薛瑄就曾上书，恳请皇帝“命廷臣集议经筵仪式，务从简约，不尚奢华”。（14）薛瑄希望永乐帝制定出一套简约实用的经筵仪式。到了明朝后期，文震孟在他的《勤政讲学疏》中力陈经筵弊端：“经筵日讲，临御有期，学非不讲。然侍臣进读，铺叙文辞，如蒙师颂说已耳。祖宗之朝，君臣相对，如家人父子，咨访军国重事，闾阎隐微，情形毕照，奸诈无所藏，左右近习亦无缘蒙蔽。若仅尊严如神，上下拱手，经传典谟，徒循故事。……”（15）
    二 经筵在帝王教育中地位的转变--由主导地位沦为次要地位
    宋代开经筵很频繁，《宋史·职官志》中记载为：“岁春二月至端午日，秋八月至长至日，遇隻日，入侍迩英阁，轮官讲读。”（16）一年之中，为了避开严寒酷暑，经筵分为两个时间段开，分别是从春二月至五月初五端午节，秋八月至冬至日。不过也有例外，比如有的皇帝好学，并不满足于这两个时间段的学习，他们会随时根据自己的需要召儒臣讲读。如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七月，因暑热暂停经筵，但仁宗皇帝不时召孙奭等官入宫讲读《尚书》。（17）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三月，“诏经筵讲《论语》，读《资治通鉴》。至四月庚申，上谕宰执曰：‘故事自五月至八月罢讲筵，朕以寡昧，履兹艰难，方夙夜孜孜于经史，若如故事则累月当废，疑义无所置，朕欲勿罢，可乎？’群臣称善，于是诏勿罢讲筵。”（18）
    每月经筵开讲的具体时间，宋仁宗以前都是双日讲读，仁宗即位之初双日御经筵，不久虽单日亦诏侍臣讲读。（19）这样，经筵又变成了每日开讲。不过，并非以后都是每日开讲，如英宗、神宗、哲宗，经筵的开讲的时间安排往往取决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皇帝个人因素。比如仁宗庆历，因元昊反叛，朝廷停讲筵近两年的时间；英宗时也因为身体状况停止经筵两个月；神宗始终隔一日开经筵，风雨不易。（20）
    总体说来，宋代皇帝御经筵的次数是很频繁的。正如彭龟年所言：“祖宗引对臣僚莫如经筵最密。在太祖朝，非时召王召素讲说经书；太宗朝命吕文仲为侍读，多以日晚召见；及真宗嗣位首置侍读侍讲，命刑昊、杨徽之、夏侯乔为之。……上下数千年未有祖宗好学之笃者。”（21）
    明代开经筵的次数在制度上较宋代有所减少，明代规定每月逢二开经筵，“常以月之二日御文华殿进讲，月三次，寒暑暂免。”（22）这样，每月只讲三次，寒暑还要免讲。而且，明代皇帝多为性情古怪之人，常常因沉迷宴乐或其他事务而临时停开经筵。如张居正去世后，明神宗几十年间不视朝、不开经筵。清代规定的开经筵次数较明代更少，清代规定每岁春二月和秋八月各举经筵一次。即便是规定一年两次，很多时候都无法做到。清帝会因很多原因停止经筵。在乾隆帝的御制诗文中，常常见到他关于未举经筵的“解释”。乾隆二十一年（1756）的《春仲经筵》一诗前两句“间阔经筵意未安，东风广厦集儒官”中夹有注释“去岁以巡狩未举是典”（23）；三十一年（1766）《春仲经筵》中有“乙酉春日南巡未御经筵”注释（24）；三十七年（1772）《春仲经筵》诗中有“庚寅御经筵后惟辛卯春以恭奉皇太后东巡举行暂隔一年”（25）注释。总的说来，清代康熙、乾隆两朝频繁的南巡、秋狝是停经筵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清代停经筵的原因还有很多，如：皇帝即位之初，要为大行皇帝服丧，大约三年之内不举经筵，此记载见于雍正三年（1725）上谕：“朕……自即位以来，更欲以研经味道之功为敷政宁人之本，顾以亮阴之际未举经筵。今八月二十三为释服之期，尔部可择日举行经筵典礼。（26）”乾隆四十二年（1777），崇庆皇太后去世，临时下令停止经筵。
    明清以来不论在制度上还是在具体实施中，经筵次数较宋代大为减少。但是，帝王的教育自古至今在朝廷事务中都是重中之重。如此，其他的教学形式必然应运而生。日讲的出现是对经筵的一个有效的补充。
    “日讲”，顾名思义，就是每日讲读的意思。宋代并没有日讲这一概念，“当时，以雙隻日入侍讲读，早晚进讲，惟遇假故及大寒大暑权行停罢。故经筵即日讲，并不分设两官”。（27）日讲始于明代，“自明于经筵之外有日讲、午讲诸仪。于是，经筵、日讲职名始区而为二矣”。（28）“日讲于文华殿穿殿，其仪简”。（29）作为每日都要举行的日讲，其仪式必定较经筵要简单得多：“上御文华穿殿，止用讲读官、内阁学士侍班，不用侍卫、侍仪、执事等官侍班。讲读等官入见行叩头礼，东西分立。先读四书，次读经或读史。每本读十遍后，讲官先讲四书，次讲经或讲史。务在直说大义，明白易晓。讲读后，侍书官侍上习书毕，各官叩头退文华殿赐茶，文华门赐酒饭。”（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