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皇帝学习的形式，日讲较经筵有更大的便利和优势。首先是仪式上的简化大大增加了讲读本身的有效时间；其次，从讲课内容上来看，经筵中以讲授四书、五经为主。日讲内容则更丰富，除了四书、五经这些儒家经典著作之外，还有《大学衍义》、《贞观政要》、《通鉴纲目》等。先朝祖训也成了日讲的课程之一，如明太祖主持编纂的《皇明祖训》。还有专门为了教育皇帝而编纂的教材，如明万历年间的《帝鉴图说》；再次，日讲没有提前预备好的讲章，这样一来，讲官授课的形式更为随机，有自我发挥的余地。“故事，经筵有二案，一在御前，一在讲官前，俱有讲章；而日讲则止一御案，第以经书置案上，讲官指书口讲，无讲章也”。（31）“至于日讲官，凡四员，日轮二员。先《大学衍义》、次《贞观政要》，二书皆不用讲章，惟各以黄票书所起止预进。”（32）直到明末崇祯朝才允许日讲置讲章。崇祯元年（1628）八月，崇祯皇帝下令：“日讲可照经筵例亦置讲章，朕有所疑可据以问难，而讲官亦不至遗忘。”下此令没多久，有一次日讲，讲官韩思维屡次遗忘，崇祯帝下令当日即用讲章。（33）日讲本身具备的种种优势使得经筵已经无法承担主要的教学任务。以张居正所定的《日讲仪注》为例，来探讨日讲承担的重要职能：
    “每日讲读《大学》、《尚书》。先读《大学》十遍，次读《尚书》十遍。讲官各随进讲，毕，即退。
    讲读毕，皇上进暖阁少憩。司礼监将各衙门章奏进上御览，臣等退在西厢房伺候。皇上若有所谘问，乞即召臣等至御前，将本中事情一一明白敷奏。庶皇上睿明日开，国家政务久之自然练熟。
    览本后，臣等率领正字官恭侍皇上进字毕，若皇上欲再进暖阁少憩，臣等仍退至西厢房伺候。若皇上不进暖阁，臣等即率讲官再进午讲。
    近午初时进讲《通鉴》节要，讲官务将前代兴亡事实直解明白。讲毕，各退，皇上还宫。
    每日各官讲读毕，或圣心于书义有疑，乞即问臣等，再用俗说讲解，务求明白。
    每月三、六、九视朝之日，暂免讲读，仍望皇上于宫中有暇将讲读过经书从容温习，或看字体法帖，随意写字一幅，不拘多寡，工夫不至间断。
    每日定以日出时请皇上早膳。毕，出御讲读。午膳毕，还宫。
    查得先朝事例，非遇大寒、大暑，不辍讲读，本日若遇风雨，传旨暂免。”（34）
    从《日讲仪注》中，我们几乎可以看到作为一个封建皇帝所需要学习的全部内容，如儒家经典著作，前代兴亡史事等等。尤其是在日讲间歇中，日讲官甚至可以在政务上给皇帝提出参考意见。可见，日讲不仅给皇帝解读典籍章句、传授儒家义理，更是培养皇帝治国理念、锻炼皇帝独立处理政务的课堂。
    清代延续了明代日讲制度，首次日讲的时间是顺治十二年（1655）。顺治十二年三月礼部议定：“日讲之礼，每岁自二月经筵后始，夏至日止。八月经筵后始，冬至日止。每日于部院官奏事后进讲。讲章缮正、副二本，以正本先期进呈。本日，掌院学士率讲官二人或三人，以副本进讲。岁终汇录成帙进御。”（35）四月，清代历史上第一次日讲召开。有一点值得注意：清代历史上首次经筵召开是顺治十四年（1657），所以，清代的日讲先于经筵召开。其原因是当时文华殿未竣工，“今经筵已定于文华殿告成之日举行。日讲深有裨益，刻不宜缓。尔等即选满汉词臣学问淹博者八员，以原衔充日讲官侍朕左右，以备咨询。”（36）日讲的具体仪式较经筵也相对简单：“日讲仪：每日讲章满、汉讲官分撰，翻译，缮写毕。先期以正本进呈御览。每日皇帝御乾清宫，升座。满汉常川进讲官（满讲官一人，汉讲官二人，间用三人）捧副本入，置讲案上，行一跪三叩头礼毕，两旁侍立。以次诣讲案前进讲。讲毕，各官退（初，进讲毕，讲官复行一跪三叩头礼。康熙十六年停止）”。（37）
    明清以来，除日讲之外，还存在其他的帝王教学方式。明隆庆六年（1572），出现了“午讲”仪。“每日早，阁臣及讲官讲毕各退，上进暖阁少憩，司礼监将各衙门章奏进上御览，阁臣等退两厢房间伺候，上有所谘询即召至御前，将本中事情明白敷奏。览本后，阁臣率领正字官恭侍上进字毕，若上欲再进暖阁少憩，阁臣等仍退至两厢房伺候。若不进暖阁，阁臣等即率讲官再进午讲。讲官务将前代兴亡事实直解明白。”（38）
    进呈讲义也是皇帝教育的一种方式。讲义始于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古之讲经者执卷而口说，未尝有讲义也，元丰间陆农师在经筵始进讲义”（39）。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命经筵官撰写“汉唐故事有益政体者二条进入”（40）以便皇帝在非经筵日学习。宋代讲义进呈只是在非经筵时期作为皇帝学习的辅助形式偶尔出现。明代也出现过进呈讲义，如万历十九年（1591）明神宗因身体不适停止经筵，命经筵官撰写讲章呈进以备阅览。（41）清代进呈讲义始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康熙二十五年闰四月，康熙帝突然命令停止日讲，将翰林院尚未讲完的《诗经》与《通鉴》的讲章交于张英并呈进内廷。这是清代进呈讲义最早的记录。（42）进呈讲义在清代存在的时间较长，在乾隆、嘉庆、咸丰三朝都有实行，这主要是因为日讲制度在清代并没有按规定执行。康熙二十五年停止日讲后，清代没有了日讲。直到道光三十年（1850），咸丰帝欲恢复日讲旧制，但因遭反对无功而退。同治、光绪两朝，两宫皇太后曾选派大臣进讲于养心殿或勤政殿，但进讲时间都是随皇太后心意而定，没有固定时间与制度。宣统时期曾一度恢复进讲，但时间极为短暂。这种进讲已经没有了明代以来日讲的意义。（43）
    日讲、午讲、进呈讲义诸多教学形式在皇帝教育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势必排挤了经筵这种课堂形式，使其难以承担其最初的皇帝教育的责任。如果将明代的每月三次的经筵称为月讲，那么到了清代，经筵只能是皇帝每年就学的开学典礼了。
    清代名儒陆陇其在诠释“君德之成就”时，对经筵发表了看法：“窃以为经史文集当研究讨论也，然不必经筵之时始研究讨论也……古今因革民生休戚当条晰敷陈也，然不必经筵之时始条晰敷陈也……正谊明道正心诚意当言也，然不必经筵之时始言也……诚于满汉诸臣之中择其老诚端谨、博通经史者，俾其出入侍从、朝夕顾问，以仁义道德之言优游渐渍于旁，则圣德之成有莫觉其然而然者。”陆陇其所撰此文虽名为《经筵》，实则是探讨如何成就“君德”，何为“圣学之源、圣德之本”。在陆陇其看来，君德成就的关键在于“使其心一于敬”，只有这样，君主才能做到“近正事、闻正言……声色不溺，货利不殖，……言一事而万世之理必达，言一物而万物之理必通”。经筵在君德成就中已很难发挥重要作用，仅仅是“责启沃之功于一时”。（44）换句话说，君德成就已不在经筵了，这与宋代程颐“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在经筵”（45）形成了鲜明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