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有愈来愈多的学者在题名中直接使用“全球史”名称或标榜“全球史的视野”。奥布莱恩（Patrick O‘Brien）认为全球史符合我们当代的需求，全球史回归影响的历史叙事使得学界具有普世性的世界观。（11）但也有学者提醒，我们不能因为“全球史”一词在世界各地广泛使用就误以为人们对于这个名称的用法已有共识。塞森麦尔（Dominic Sachsenmaier）告诉我们，有学者认为“全球史”就是运用全球的视角审视人类的过去；有学者则坚持“全球史”主要是指“全球化的历史”。（12）
    目前历史学的数个次级学科如环境史、经济史、社会史、性别史、物质文化史及全球微观史，或多或少都受到这波“全球转向”风潮的影响。
    全球史的兴起最早与环境史有密切关联。自1970年代环境史兴起以来，有关美国及世界各国的环境史论著大量出版。随着全球环境变化加速，学界渐渐发展出全球环境史概念，史家开始研究具有全球重要性的议题。例如，早在1970年代，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的《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The Columbian Exchang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一书就已颇有全球史研究的架势。这是一本结合医疗史、生态学与历史学的著作，探讨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欧洲人引进的动植物及疾病对美洲新大陆的影响。之后，他又写了《生态帝国主义》（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进一步扩展了研究范围。
    环境史学界对带有全球视野的环境史研究的称法不一，有的称之为“世界环境史”；（13）有的则倾向与过往世界史相区别，另立新名为“全球环境史”。（14）尽管用法不一，实则研究视野与课题并无明显差别。（15）若从研究特色来看，可分为四种研究类型。一是以专题为主，从世界的范围进行研究，如格罗夫（Richard Grove）、拉德考（Joachim Radkau）、彭慕兰（Pomeranz）等人的著作。二是世界环境史，例如约翰·R. 麦克尼尔（John R. McNeill）与休斯（Donald Hughes）的著作。三是将环境史与世界史相结合，例如《文明之网：无国界的人类进化史》（The Human Web: A Bird’s Eye View of World History, 2007），（16）英国环境史教授阿梅斯托（Armesto）的《文明的力量：人与自然的创意关系》（Civilizations, 2000）、（17）《世界：一部历史》（The World: A History, 2007），克罗斯比的《写给地球人的能源史》（Children of the Sun: a History of Humanity‘s Unappeasable Appetite for Energy, 2006）。第四种是强调“大历史”，把人类史放在大爆炸以来的地球环境演化中来研究，例如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的《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Maps of Time: An Introduction to Big History, 2004）、斯皮尔（Fred Spier）的《大历史与人类的未来》（Big History and the Future of Humanity, 2011）。
    近来有关全球环境史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环境与世界史》（The Environment and World History）。（18）此书的涵盖时间为近五百年，特别关注近代与现代的连续性。他们特别受到两本全球环境史的代表作--理查德（John Richards）的《近代世界的环境史》和约翰·麦克尼尔的《太阳底下的新鲜事》的启发。（19）《环境与世界史》的主旨有三个：国家形成与环境史的关系；有必要将现代世界的发展置于人与环境互动的历史脉络中；区域政治经济与文化实践依然会影响全球转变。该书论及的大部分故事都与中国、非洲、拉丁美洲、俄国、中东及北非、南亚及印度等区域有关，这些区域中的国家相对比较贫穷。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汇集了一些原本只是区域研究的专家，经过主编的精心组织，这些人的研究主题开始具有全球史意味。他们普遍认为政治及文化定义下的区域并非唯一的分析单位。本书所探讨的区域既有国家，也有超越国家边界的区域。
    经济史很早就进行了全球转向的努力。经济史的全球转向与美国加州学派彭慕兰的研究密不可分。彭慕兰的“大分流”可说是近来中国经济史与近代世界形成关系研究中最常被引用的概念。彭慕兰的大分流观点挑战了以往现代世界体系论者的欧洲中心论。他认为19世纪中期之后欧洲经济发展及其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的确立并不是欧洲的独特性所产生的结果，而是偶然性的结果。在19世纪之前，欧洲在政治、军事、社会或文化方面并没有获得超过中国、印度或奥斯曼土耳其的优势，而是19世纪的工业化大大提升了欧洲的实力。彭慕兰的理论并非凭空而来，在他之前，就已有王国斌与弗兰克的著作以这种观点在书写。王国斌认为工业化是一场不可预见的技术革新浪潮所带来的结果；而弗兰克强调工业化是尝试用机械设施来弥补劳动力不足所造成的。（20）彭慕兰在两人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欧洲工业化与世界统治地位都并非为不可避免的发展所造成，而是偶然机运所带来的意外结果。
    在社会史方面，斯特恩认为社会史与世界史是过去几十年来有关重塑过往历史的研究取向方面所取得的最令人瞩目的两大领域。此处的世界史指的是新世界史，是种带有全球史观念的世界史，与古典的世界史相区别。《社会史与世界史：合作的展望》一文认为过去的社会史与世界史之间的紧张关系目前已有改善及缓和的趋势，两者间的区别已经逐渐降低。尽管社会史的研究范围已经扩展到非洲及拉丁美洲，但其主题仍是专注西欧及美国的研究。两者最大的分歧在于社会史家偏好较小的地理基础，所挑选的都是小的区域或国家的架构。他们所热衷的课题已经混合了大受欢迎的微观史，并且受到较为关注地理空间的文化与语言转向的左右。而世界史家的眼光则集中在特权精英，（21）他们主要处理文明模式的历史，大多关注政治机构的背景、宏大观念及艺术表达，而对一般人的历史不感兴趣。当然，凡是关注贸易关系的世界史家和社会史家是比较接近的。尽管有这些紧张关系--因为狭隘的地理观，强调国内的架构，有些世界史家批评社会史家阻碍了一种全球的见解的获得，但社会史和世界史已经有了某些连结。已有一些社会史的个人作品跳脱了一般的空间限制。在社会史研究中，常关注殖民地奴隶历史的议题放在跨区域或全球的比较视野的脉络中探讨；而在世界史研究中，则开始强调殖民主义与世界经济对区域社会民众生活的影响这一层面。此外，世界史史学家对社会史有直接的贡献，其作品包括疾病的传播、食物的交流、移民以及环境变迁。
    社会史的全球转向可以体现在日常生活史、社会组织与团体的历史、社会运动史及劳工史等方面。相较于斯特恩的社会史与世界史合作的主张，彭慕兰又提出更具体的建议，他在《社会史与世界史：从日常生活到变化模式》一文中主张世界史应当克服过度关注物质文化的取向，而将文化、政治、经济与环境结合在一起看待，其中一条便捷的路径就是与社会史相结合。（22）
    近来在性别史方面，有关性别研究的新诠释主要集中在家庭史、妇女史及性别史这三个研究领域与世界史的关系上。传统意义上那种集中于特定区域，社群、地区及国家范围的欧洲史写作，已为全球史取向的写作所取代。为了建立起一种世界史的普遍性叙事（ecumenical narrative），传统的妇女史/性别史应该与非西方的批判史学进行跨文化的合作。（23）以美国妇女史为例，有三种研究路径对于这个领域的学者愈来愈重要，分别是国际的、比较的及全球的视角。迈阿密大学教授弗雷德里克森（Mary E. Frederickson）认为这几种视角正在改变我们看待过往、现在及未来美国妇女史的经验的方式。（24）由于过去一百年来，包括美国妇女史在内的历史研究，都是采取那种将国家的存在合理化的叙事手法，因此，当前的美国妇女史就是转而投入新的全球史研究取向的撰述，强调国际的、比较的及全球的历史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