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物质文化史研究方面，可举卜正民的《维梅尔的帽子》为例。在今日全球化的趋势下，本书有三个意义，第一是从中国来看17世纪的世界史；其次是从17世纪开始，欧洲与中国之间的巨大隔阂首度开始消弭；第三是全球化并非当代才有的现象，我们有必要将视野往前推到17世纪全球化的初期，欧洲与中国的差别仅在于规模而已。卜正民在书末的跋文中提到该书不是一本专为中国史专家而写的著作。《维梅尔的帽子》更像一本全球史著述，而中国成了引领我们进入17世纪世界史的一扇绝佳窗口。17世纪的欧洲人前仆后继地找寻通往中国之路，这股热情影响了17世纪的历史进程。这也就是为什么该书的每幅图像中的物品，即使乍看与中国无关，但都内含中国因素的缘故，简而言之，就是富裕中国的魅力吸引了17世纪的世界。卜正民其实是透过中国去追寻17世纪的全球变迁足迹。（25）
    全球史不仅只有宏观，其实仍可兼顾微观。有学者提出“全球微观史”之说，主张世界史的研究者要注意个人生命史的取向。安瑞德在《一位中国农夫、两位非洲少年及一位枭雄：全球微观史的研究取向》一文中提出了如何从全球视野来写个人历史的问题。（26）安瑞德认为我们不太容易在《世界史期刊》及《全球史期刊》中见到这种类型的文章，那些关注个人的全球史研究反而都不是投身于世界史运动的研究者的创造。他举了三本著作为例，分别是史景迁的《妇人王氏之死》、柯蕾的《伊丽莎白·马什的磨难》及新文化史大家戴维斯的《骗子游历记》。（27）这些著作为了探讨跨文化的联系及全球的转变，其焦点都集中于一位在不同文化间穿行及探险的人物身上。这种研究取向使得这些著述的可读性也得到了提升。
    尽管全球史有以上研究特色，但史家也提醒我们，全球史取向对于史学的冲击或许被过于夸大了。无论我们如何思考民族国家已往的道德，或者其未来的可行性，但民族国家仍然代表了社会及政治组织的的重要历史形式。总之，在推崇全球史研究特色的同时，我们不该把民族国家史的叙事丢弃。（28）虽然民族国家已不再是史家分析历史的最常见单位，但仍是相当重要的研究课题。全球取向可以给那些民族国家史研究者提供有效的修正方向，而不再视民族国家为一种特定历史。究竟全球史会将史学带往何处？史家亨特的最近看法可供参考：“全球史或全球转向不应该只是给学者提供了一种更宽广和更宏大的历史研究视野，还必须提供一种更恰切的研究视野。”这一看法或许是全球史研究未来要面对的重要问题。（29）
    注释：
    ①有关当代全球史的研究概况，参见蒋竹山：《当代史学研究的趋势、方法与实践：从新文化史到全球史》，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另见蒋竹山：《超越民族国家的历史书写：试论晚近西方史学研究中的“全球转向”》，《新史学》第23卷第3期，2012年，第199-228页。
    ②这十年来，欧美史学界有关全球史的理论、方法与实践的主要著作有：索格纳（Solvi Sogner）编写的《理解全球史》（Making Sense of Global History, 2001）；霍普金斯（A. G. Hopkins）编撰的《世界史中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in World History, 2002）；本德（Thomas Bender）编撰的《全球时代中的美国史的再思考》（Rethinking American History in a Global Age, 2002）；曼宁（Patrick Manning）的《航向世界史：史家建立的全球过往》（Navigating World History: Historians Create a Global Past, 2003）；马兹利什（Bruce Mazlish）和入江昭（Akira Iriye）合编的《全球史读本》（The Global History Reader, 2005）；霍普金斯编写的《全球史：世界与地方间的交流》（Global History: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Universal and the Local, 2006）；吉尔斯（Barry K. Gills）和汤普森（William R. Thompson）合编的《全球化与全球史》（Globalization and Global History, 2006）；马兹利什的《新全球史》（The New Global History, 2006）；斯特恩（Peter N. Stearns）的《世界史中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in World History, 2010）；最新一本著作是塞森麦尔（Dominic Sachsenmaier）的《全球视野下的全球史》（Glob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 History: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in a Connected World, 2011）。由于篇幅所限，此处略去有关出版信息。特此说明。
    ③Georg G. Iggers, Q. Edward Wang and Supriya Mukherjee, 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Harlow: Pearson Longman, 2008. 中译本见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著，苏普里娅·穆赫吉参著：《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杨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10-417页。这部分的文章最早出现在王晴佳与伊格尔斯合著的《历史与史学的全球化：特征与挑战》，《史学史研究》2008年第1期，第1-11页。
    ④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著，苏普里娅·穆赫吉参著：《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第412页。
    ⑤目前出版至第4辑，第4辑的主题为“全球史视野中的环境问题”。
    ⑥夏继果、杰里·H. 本特利合编：《全球史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⑦Jerry H. Bentley, “The New World History,” in Lloyd Kramer and Sarah Maza, eds., A Companion to Western Historical Thought, pp. 393-416.
    ⑧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著，苏普里娅·穆赫吉参著：《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第413页。
    ⑨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魏凤莲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V页。
    ⑩Jerry H. Bentley, “The New World History,” pp. 393-416. 中译本参见夏继果、杰里·H. 本特利合编：《全球史读本》，第44-65页。
    （11）Patrick O’Brien, “Historiographical Traditions and Modern Imperatives for the Restoration of Global History,”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vol. 1, no. 1, 2006, pp. 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