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盛世才出任新疆边防督办，双边关系进入“亲苏”时期。苏联对新疆的影响由经贸领域扩展至政治、军事、教育和建设等方面。盛世才主新初期，全疆形成了分别以张培元、和加尼牙孜与马仲英等为代表的几大政治军事集团。同年11月，英国支持南疆泛突厥主义分子在喀什成立了“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盛世才在与马仲英的战争中从马部中抓获了日本间谍大西中。这一切使苏联感到不安。而此时盛世才“势力范围东至古城，西北至塔城，四面受人包围，地方贫瘠，迪化只有二、三个月之粮”。[3]（P565）在盛世才的请求下，苏联军队进入新疆，帮助其打败政敌张培元和马仲英，统一了全疆。但是，战后的新疆已残破不堪。在国民党时刻想搞掉他的情况下，盛世才投机“亲苏”，欲借助苏联之力恢复经济、巩固统治，与南京政府抗衡。苏联也非常希望新疆能够建立一个稳定、亲苏的地方政权。所以，在帮助盛世才初步统一全疆后，苏联开始从人力、物力和才力等方面全面援助新疆建设。
    1943年，盛世才公开反苏，双边关系进入第三个时期。为报复盛世才和国民党，苏联开始支持各种反对力量。新疆从此动荡不安，近代化遇到严重挫折。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无暇东顾，而此时国民党实力撤至后方地区，并欲趁此机会直接控制新疆。次年，胡宗南部接防河西走廊地区。盛世才认为“冰山已倒”，欲投靠国民党。同年，盛世才刺杀了亲苏的机械化旅旅长盛世骐，将亲苏人士及中共党人逮捕殆尽。1943年，盛世才要求苏联撤走其驻哈密的“红八团”、入疆专家、顾问和医生等人员，并公开采取反苏措施，从而使中苏关系急剧恶化。苏联开始支持反盛的哈萨克族乌斯满部，向其提供弹药和军事顾问；1944年直接支持“三区革命”（注：1944年11月新疆伊宁爆发了以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为主体的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武装暴动，在苏联的支持下起义者很快控制了伊犁、塔城和阿山三个地区，建立了临时政府。大陆学者称之为“三区革命”。），又给盛世才和国民党沉重一击。从吴忠信到张治中，主政者虽竭力推行“睦苏”政策，但双边关系没有较大改善。
    三
    新疆地处祖国西北边睡，近代与内地交通不便，当局政治腐败，财政困难，且近代化建设缺乏人才、资金、技术和设备。所谓的中央政府又无力给新疆建设以正确的领导和支持。所以，新疆地区中苏关系的发展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一）新疆地区中苏关系的发展较大地改善了该地区近代化的环境。
    苏俄的建立消灭了威胁新疆安全和中国领土完整的最大敌人--帝俄。苏俄从1919年起连续三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帝俄在华一切特权。次年，苏俄在《伊犁中俄临时通商条款》中同意“俄国商务兼交涉机关或普通俄民由俄运货来伊或由伊运货回俄，均须依照新疆统税章程向中国税关纳税”，“所有民刑诉讼各事均以住在国法律裁判执行之”，[5]（P2254）放弃免税特权和治外法权。“迄新疆与俄订立商约，英印商人先不纳税，旋亦就范。”[3]（P711）1935年8月，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第七届全苏维埃联盟代表大会上重申了其对华政策：“夺取外国领土是同它（苏联）的政策不相容的，它绝对维护包括新疆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的独立、安全与主权。”（注：M.Beloff.The Foreign Policy of Soviet Russia[M].Voll,P237～238.转引自《新疆五十年》第194页。）
    （二）双边关系的发展为新疆的近代化注入了一定的活力，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新疆技术落后，设备和人才缺乏的劣势。
    “新苏”贸易的发展促进了新疆交通事业的发展。1926年，杨增新从天津购买了30辆客车和货车，开始修筑迪化至塔城和塔城至苏联斜米的公路；1932年，金树仁从苏联进口军用作战飞机y-2型初级教练机六架，P-1型侦察机三架。同年秋，边防督办公署航空学校成立，并聘请苏联人员为教官。[12]在第二个时期，苏联不仅要求盛世才整编军队、发展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而且派遣大量专家顾问和联共党人入疆帮助建设，据统计达300余人，[13]并向新疆当局贷款750万金卢布。[11]（P260）财政拨款在一定数目以上没有顾问米哈尔顿的签署无效[11]（P234）。苏联专家和大批共产党人的入疆，既起到了指导监督的作用，又弥补了新疆建设和行政人员缺乏、素质不高的劣势。在苏联人员和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新疆进行了两个“三年计划”的建设，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新疆开始有了使用农业机械经营和使用近代耕作方法的农场以及农业实验场。1938年，伊犁制革厂、迪化针织厂、和阗缫丝厂和伊犁修理汽车机件厂相继建立。1942年，全省兽医院所共58所，畜牧兽医技术人员达5000余人。[8]（P269）独山子炼油厂每日可产原油110吨，煤产量为180吨。公路里程达3,423公里，公私汽车达1100余辆。[8]（P271～273）
    （三）双边关系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疆少数民族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在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新疆当局制定了“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的“六大”政策。少数民族教育的内容由经文教育向近现代教育转变。从1934年起当局官费资助各族青年到苏联学习行政、法律、畜牧、医学等，计达二、三百人（大部分为少数民族）。[8]（P227）次年，省立师范学校设立了维吾尔、蒙古等民族班，同时从苏联购入大批少数民族文字的教材、仪器。“维文会”、“哈柯文会”、“蒙文会”等民族文化团体也相继成立。1936年，《天山日报》改名为《新疆日报》出版维文版。同年冬，伊犁、塔城出版了维文报纸，阿山出版了哈文报纸。[8]（P29）与此同时，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进入教育和宣传部门，新疆的新文化运动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民平”政策一定程度的实施和民族教育的发展，不仅一定程度地改善了民族关系、增进了少数民族对政府政策的了解，而且还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革命家，如“三区”革命重要领导人之一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即是林基路培养出来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