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邹兆辰（1940－），男，福建福州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985工程”特聘教授，主要从事史学史的研究。
    20世纪特别是它的前80年的史学研究，是在极其复杂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下进行的。这种社会环境有时政治风云骤变，令人难以捉摸、难以适应、不知所措。也有一些人，“梅花欢喜漫天雪”，在这风云变幻的时代，愿做时代风云的“弄潮儿”，愿借这种机会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在特殊政治时代的学术探究中崭露自己的头角。于是，学术研究成了这种政治风云下人们捉弄于股掌的可怜牺牲品。然而，一旦政治风云的旗帜变化后，这些被损害的学术研究能够自动地归复到科学的轨道上吗？非也！事实证明，这种学术的归复不是简单地把黑的重新说成白的，它往往要经过一个十分复杂的再认识的过程，要从一个新的高度来进行科学的审视，才能把那被损伤的学术研究重新恢复到科学的路径上。
    本文以《李秀成自述》的历史命运为例，试图探究百年来学界对其评论的时代轨迹，并试图了解史学与历史、政治、社会等关系的内在逻辑。当然，这里所说的《李秀成自述》的历史命运，不仅仅是针对这个文献资料本身，也涉及对书写这个自述的主人公一生的历史活动及其心理变迁的探究。
    一、对《李秀成自述》的历史评价
    《李秀成自述》是太平天国失败那一年（公元1864年，清同治三年），太平天国的重要将领忠王李秀成保护洪秀全之子幼天王从天京突围后，在途中被抓获并押解到清军大营后，经镇压太平军的清军统帅、两江总督曾国藩审问后，在被关押的木笼中用九天时间写出的一份供词。供词被曾国藩删改、抄录后上报给清廷，而经他删改的原稿却保存在他的家中，秘不示人。近百年之后的1963年，曾国藩的后人将原稿在台湾“世界书局”影印出版，世人得以看到这部供词的真实面目。但是，史学工作者对这部供词的研究与评价却从20世纪初就开始了。
    最早提到这部自述的价值的是梁启超。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朝统治还在最后延续，新史学的倡导者梁启超写了一部《中国四十年大事记》，这部书又名《李鸿章》，是为李鸿章作传的书，写到太平天国，就涉及李秀成。他有一番很长的评论，不妨让我们摘引如下：
    李秀成真豪杰哉。当存亡危急之倾，满城上下，命在旦夕，犹能驱役健儿千数百，突围决战，几歼敌师。五月十五日之役，曾军之不亡，天也。及城已破，复能以爱马救幼主，而慷慨决死，有国亡与亡之志。虽古之大臣儒将，何以过之！项羽之乌骓不逝，文山之漆室无灵，天耶人耶。吾闻李秀成之去苏州也，苏州之民，男女老幼，莫不流涕。至其礼葬王有龄，优恤败将降卒，俨然有文明国战时公法之意焉。金陵城中十余万人，无一降者，以视田横之客五百人，其志同，其事同，而魄力之大，又百倍之矣。此有史以来战争之结局所未曾有也。使以秀成而处洪秀全之地位，则今日之城中，安知为谁家之天下耶？秀成之被擒也，自六月十七日至十九日凡三日间。在站笼中慷慨吮笔，记述数万言，虽经官军删节，不能备传，而至今读之，犹凛凛有生气焉。
    最后，梁启超感叹由于太平天国的失败而埋没了太平天国的豪杰：
    呜呼！刘兴骂项，成败论人。今日复谁肯为李秀成扬伟业发幽光者。百年之后，自有定评。 后之良史，岂有所私？[1]（P26）
    这里，梁启超把李秀成在太平天国失败后的“慷慨决死”精神，看成超过项羽、文天祥等古代的文臣、儒将。他反对以成败论英雄，认为百年后的历史学家一定会为李秀成“扬伟业，发幽光”，作出新的评价。
    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范文澜写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于1945年4月在《解放日报》上连载。文章在写到太平天国失败、李秀成被擒挥笔写下数万字的自述时，同样高度赞扬了他的英雄气概：
    李秀成奉幼主洪福冲出城墙缺口，不幸散失，洪福逃往湖州，秀成藏匿民间，奸人向清营告密，被曾国荃捕获。曾国藩从安庆赶来亲自审问，李秀成并无多言，只说“速将纸笔来，吾当书之。吾史馆实录，为尔曹焚掠尽，吾不述，奚以传后？”他在囚笼中写天国始末，本人战绩数万字。并不隐讳天国亡国的原因，也不隐讳本人对天王的不满。这当然不是对敌人诽谤自己，而是想借最后一个机会流传天国信史（曾国藩也承认“情事真确”），给未来的革命人民留一悲惨教训。李秀成在自述里称曾国藩为“老中堂”，表示“愿将部下两岸陆续收全投降”。他投降曾国藩，绝不是所谓“宛转求生，乞贷一命”，他在自述里说“死而足愿，欢乐归阴”，足见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他表示愿意投降的原因，当是希望争取曾国藩的庇护，保存数十万太平军残余革命力量，逐渐分化曾国藩与满清的关系，等待时机到来，再度进行反满反外国侵略。
    范文澜最后说：李秀成写完自述的当天（八月七日）夜间，曾国藩就把他“凌迟处死”。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反革命对革命的仇恨心理，比虎狼蛇蝎还恶毒，决不允许留下一线复燃的机会，这是无数次反革命者的行为所证明了的，可惜李秀成完全想错了[2]（P479－480）。
    此外，范文澜还在写于1944年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一文中提到李秀成被擒时说：“曾国荃对这位民族英雄施行如此的毒手，不是简单的为了泄忿，更不是强迫投降，而是逼供南京藏金的地窖。”[3]（P332）这里，范文澜把李秀成称为“民族英雄”，虽然不是专门的评价，但也反映出李秀成在他心目中的位置。可以说范文澜对李秀成写自述的评价入情入理。虽然是在革命战争年代，但他没有简单地套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评判历史人物，而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对于事件给予实事求是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