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学者们关于重读李秀成自述的主张，确实对我们很有启发。首先，这种重读的主张明显地表明应该换一种思路来读自述，特别是应该从那种“真降”、“假降”对立的模式中解脱出来。因为按照这种模式去争论，你是永远不能把研究推向前进的。在批判李秀成高潮的1964年，就有一位历史学家说：“最难评价的历史人物，就无过于李秀成了。”之所以难，就在于这种研究模式的局限。按照历史学的传统方法即史料证明的方法，你从这份历史材料中可以找出李秀成立场动摇、不绝对忠于洪秀全、贬损自己、向敌人颂扬谄谀的话是很容易的，戚本禹的文章所以有很大的影响，就在于他详细引证了李秀成自述，拿出了很多的证据来说话，于是达到了“白纸黑字，铁证如山”的效果。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史料，也可以说他始终立场非常坚定，没有投降敌人，只是伪降。这种非此即彼的研究模式像一个怪圈，是永远冲不出去的。即使退一步讲，不把李秀成作为叛徒来批判，把他作为一个有严重“污点”的农民军将领，但他有那些严重的问题，必然也是个“不足为训”的人物，对他的自述何来重读的价值呢？
    其次，要重新解读《李秀成自述》必须换一种视角来读。李秀成自述所以遭到如此大起大落的命运，一个重要原因是赶上了特殊的政治环境。政治家有他特定的思考问题的方式，他要求各个领域都要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历史研究也不例外。因此，当他以这种现实政治要求来审视这份历史资料时，必然会把它当成个反面教材，众多有同样思维方式的人也就会赞同这种结论。但是，真正科学的分析历史人物，应该突破那种从现实政治需求来下结论的评价模式，要从历史的角度、科学的角度看他究竟为后人、为历史留下了什么。有人认为，李秀成是“太平天国人物中形象最丰满、也最无法忽视的一个”，这话是有道理的。这不仅是因为他的事迹几乎贯穿了太平天国的始终，更是由于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留下了长达36100字的亲笔材料，记录太平天国和他本人的历史。因此，他是太平天国人物中保留一手个人资料最多的一个，即使那些称他为“叛徒”的人，也不得不运用李秀成自述的资料来说明太平天国和他个人的历史。李秀成的生命固然早已结束，但这份资料的价值却是永存的，他为后人了解太平天国和他本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资料。如果没有留下这份材料，把李秀成打成“叛徒”就没有了依据，他可以当之无愧地成为“英雄”，不过那对历史的遗憾要比这大得多。
    四、换一个角度来看《李秀成自述》是否可行？
    重读李秀成自述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经过了这一场“革命”的洗礼，人们的历史观、价值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于人才的判断标准也有了新的定位，人们一定会从很多新的思维来重新思考这个老问题。经过多年思考，我认为可以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对《李秀成自述》进行新的研究。
    首先，《李秀成自述》是一个可以进行心理分析的绝好材料。
    我们看到法国年鉴派学者勒华拉杜里所写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就是利用一份珍贵的宗教历史档案写成的社会史、心态史著作。蒙塔尤是法国南部讲奥克语的一个牧民小山村。1320年，当时任帕米埃主教（后为教皇）的雅克·富尼埃作为宗教裁判所法官到这个村来办案。在调查、审理各种案件的过程中，他发现和掌握了该山村的所有秘密，包括居民的日常生活、个人隐私以及种种矛盾、冲突等，并把它们详细地记录下来。20世纪70年代，勒华拉杜里以历史学家的敏感和精细发现了这份材料，他以如获至宝的心情利用了这些珍贵史料，用现代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再现了600多年前该村落居民的生活、思想、习俗的全貌以及所体现出的14世纪法国的特点。他的这部著作所以成为社会史、心态史的名著，关键在于他成功地利用了这个资料。
    我国的历史档案中，可以用来进行心态史研究的材料肯定也不少，我们还没有去进行这方面的发掘。但《李秀成自述》肯定是可以用来进行心理分析的绝好材料。这份三万多字的自述，是李秀成在囚禁他的木笼中，用毛笔一字字写成的。虽然是作为供词来写的，而实际上就如同罗尔纲先生所说：“《李秀成自述》是五四运动新文学出现以前罕见的长篇自传。”供词虽经曾国藩在个别地方有所改动，但透过影印的原件，仍然可以看到它的真实面目。《李秀成自述》的最大特点除了系统地保存了太平天国的历史和他本人的经历外，还真实地记录了他在被囚时的心理状态。由于他的时间有限，他不可能有更多的时间去像创作一部长篇小说那样去考虑布局谋篇和斟酌字句。他只能以奋笔疾书的速度来写出自己所经历的过程、自己所知道的事情以及自己在面对死亡时的一些想法。十四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对他的影响太深刻了，所以他的叙述，既包括对太平天国起义胜利进展的描述，也包括对太平军内部问题的种种隐忧；既包括对洪秀全对他的任用的感恩之情，也包括对洪秀全做法的不理解、不赞同甚至是直率的批评；他表白了自己在太平天国起义过程中的作用，又后悔自己跟从了洪秀全，骑上虎背，不得不由；他在描述太平军的胜利的同时也曾表现出对清军和洋鬼子的蔑视，而在把希望投射在曾国藩的身上时，又说出许多阿谀奉承的话；他被俘后早已做好了一死的准备，但却给人留下了“乞贷一命”的印象。这种种矛盾的现象、矛盾的心理状态，就是一个真实的李秀成的心理写照。因此，这个材料对心理分析来说是大有可为的。如果我们可以适当地运用心理分析方法，就可以摆脱过去那种非此即彼的模式，有助于更客观地认识李秀成。
    细读《李秀成自述》，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到李秀成对个人心理、群体心理现象的一些描述，为我们对这份自述进行心理分析创造了可贵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