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自述中讲到1862年（清同治元年）10月，李秀成在苏州，而洪秀全要求他立即率兵救援天京，并命使臣来责备他“不忠”且有“自图之义”，李秀成心里不服，“不欲佐理”。这时，朝臣们都来劝导他，使他受了感动。他说：“一朝之大，亦有好友，亦有不情，人心是肉，劝化多言，而心自遂。”这里他讲述了自己心理转变的过程，特别提出“人心是肉”的说法，这个说法虽然只是普通百姓对于“人心”的一种粗俗的表述，但是他这样一位农民军的将领，毕竟看到了“人心”的存在，看到了“人心”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同时他也从物质的角度来说明人的心理现象的根源，这本身就是十分可贵的。在说到太平天国的失败时，他也提到“我家人心不齐”，表明他对“人心”问题的重视。
    再如，李秀成在叙说拜上帝会在广西的传播影响了起义的发生时说：“自道光二十七、八年之上下，广西贼盗四起，扰乱城镇，各居户多有团练。团练与拜上帝之人两有分别。拜上帝人与拜上帝人一伙，团练与团练一伙，各争自气，各逞自强，因而逼起。起事之时，团练与拜上帝之人同村亦有，一村逼一村，故而聚集。”这里的“聚集”就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拜上帝人所以形成一种“聚集”，就是由于当时的社会心理环境所激起的。李秀成看到了这一点，是很不简单的。
    在叙述永安突围时说，秦日昌带领的太平军“移过仙逥迥，被乌帅大军追赶，杀死天朝官兵男女两千余人。众见势甚太逼，大众次日齐心，与乌军死战，复杀死乌军四、五千。乌帅被伤，在六塘圩身故”。这里的“乌帅”是指清廷任命的广西帮办军务乌兰泰。这场战斗太平军先败后胜，大败清军，得以从永安突围。转败为胜的原因，不是由于双方的军力对比发生变化，也不是太平军用了新的战略，而是由于开始的挫败激发起太平军奋战的情绪，形成一种力量，这是典型的社会心理作用的结果。
    对于“杨韦内讧”的发生，历史学家们做了很多解读，比如说韦昌辉是混入太平天国领导层内部的阶级异己分子等。但是，李秀成从社会心理的角度对事变的发生做了很深刻的说明。“东王令严，军民畏。东王自己威风张扬，不知自忌，一朝之大，是首一人。韦昌辉与石达开、秦日昌是大家一心，在家计议起首共事之人，后东王威逼太过，此三人积怒于心，口顺而心不息。少怒积多，聚成患害，积怒仇深，东、北、翼三人不和。北、翼二人同心，一怒于东，后被北王将东王杀害。”李秀成这里说得何等深刻、何等精炼！不管你从各种角度去分析天京事变的发生，但是你不可能绕过他们“积怒于心”的事实，“少怒积多，聚成患害，积怒仇深”。没有“积怒仇深”怎么会发生这样不可想象的屠杀事件呢？李秀成虽身不在天京，但对杨、韦、石等人都有一定的了解，尽管他当时还只是一个下层的军官，但对事件的解读确实抓住了要害。
    说起他自己参加太平军的原因也是非常实在的心里话。他说：“西王在我家近村乡居驻，传令凡拜上帝之人不必畏逃，同家食饭，何必逃乎？我家寒苦，有食不逃。临行营之时，凡是拜过上帝之人，房屋俱要放火烧之。家寒无食之故，而随他也。乡下之人，不知远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头，加后又有追兵，而何不畏？”这里生动地描绘了当时参加太平军的动机，主要是“家寒无食之故”。因为太平军“有食”，所以“不逃”。这样到后来，他回想起自己参加太平军的心情时多次说：“我自幼不知分毫之事，迷迷懞懞而来，造成今日患害，父母分离，妻儿失散，为人非肯作不良不孝不义之徒也！”“我自小为民不知，涌涌而来，情知此事者，能死亦不能为也。人无天理，非是人伦，骑在虎背，不得下骑。”我认为这些都是李秀成个人心理的真实剖白，是非常自然的流露。这些话不是编给曾国藩听的，也不是想以此来减轻自己参加太平军的责任。他能把个人以及多数群众在当时参加太平军的动机说得如此真切，是很难得的。这些能够真实地反映个人心理、群体心理的内容，是这个自述中最有心理分析价值的部分。
    如何运用自述的资料对李秀成进行心理分析呢？我个人的思路是这样的：
    首先，可以总结李秀成在太平天国兴衰全过程中的心路历程。李秀成的自述基本上是按照太平天国兴亡的过程来叙述的，而他自己也正好参与了事变的全过程。他从一个信仰拜上帝的普通农民成为一个太平军战士，后来成为下层军官；天京事变以后，他被推选上来“助国”，成为太平天国后期维持天国大业的主要将领；他主持了太平天国最后的保卫天京的战斗，直到最后城破国灭，自己也成为清军的俘虏。这十四年来，随着天国历史命运的变迁及他自己在天国中地位的变迁，他的心理状态也是不同的，而李秀成总是伴随着对形势的发展叙述，流露出自己个人的心态。这样一个心路历程，就是我们进行李秀成心理分析的基本线索。
    其次，可以研究李秀成与洪秀全的心理互动关系。所谓“忠王不忠”的问题，主要是从李秀成对洪秀全的态度来说的。洪秀全是太平天国的领袖，对洪秀全的“不忠”就是对太平天国的“不忠”。洪秀全对李秀成的任用、信任、恩宠与怀疑、限制、怒斥等是交织在一起的，摸清这个互动过程的来龙去脉，是很有必要的一条心理分析线索，也才能真正搞清洪李之间的关系。
    再次，李秀成与曾国藩的心理互动。曾国藩与李秀成的直接接触只有两次。第一次是曾国藩从安庆赶到南京的当天晚上，即李秀成开始写自述的前一夜；第二次是八天以后，李秀成将被杀的前一天晚上。但这两次短短的接触对李秀成的心理状况影响很大。所谓“忠王不忠”的另一面，就是李秀成在自述中说了那么多奉承曾国藩的话。为什么这两次谋面，就可以让李秀成对曾国藩的态度产生这么大的变化呢？曾国藩本人有何魅力可以如此迷惑李秀成呢？曾国藩如果不见李秀成，直接由曾国荃来处理李秀成，是不是一切都不会发生、李秀成就成为当之无愧的“英雄”？这是不是非理性和历史的偶然性发生了作用呢？这些都是很值得探讨的问题。而曾国藩在李秀成的身上也是花费了大量心思的，何时处决他，在何处处决他，如何删改他的自述，如何向清廷交代，以致到将李秀成处决后，他都不能把李秀成供的原稿上交给清廷，连他的后代也是秘不示人，这都是心理活动过程。因此，对于曾国藩在李秀成问题上的各种表现，也是适合进行心理分析的，并且材料也是很多的。
    最后，需要总结李秀成的人格特征。根据以上各方面的材料分析，可以概括出李秀成人格特征的主要表现，如他的知识与才能、他的忠君、他的信天命、他的保民为乐等。此外，还有一些人性方面的特点也需要去探讨，比如他对待清军降将的态度，对待为清朝效忠而死的朝臣的做法，对自己的降清部下的做法，都有很多超乎通常之处，也是他百年之后遭人诟病的地方，而这些做法恰恰折射出他人性方面的特点，是值得分析的。此外，我们还可以借助其他史料如英国人呤唎的《太平天国亲历记》等对李秀成的诸多描述，这些描述可以帮助我们分析李秀成的外貌特点、性格、气质等等，甚至对李秀成当时的服饰、礼仪等都有很多细致的记载。他的记述对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李秀成的人格特征，应该是有所帮助的，因此这些也都是十分宝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