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商人、官吏与花船
    自古以来，官吏、商人、文人墨客、性饥渴阶层是光顾妓院的主要成员，前述花船的发展繁荣证明了花船有着巨大的市场和顾客群体。富裕的十三行商是否光顾花船，尚无明文记载。但在伊凡《广州城内：法国公使随员1840年代广州见闻录》书中得知，“事实上，经常出入娱乐场所的文人、官员、富商、长者并没有因此使他们的好名声受到任何影响。”（18）无疑将商人纳入花船的顾客。另外十三行与花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是不争的事实。
    首先，花船成为十三行商接待外国使节的场所之一。十三行商担负着与外国官员、商人联系的外交职能，海幢寺和行商私家园林是十三行商馆之外与外国人士交往的主要场所。乾隆五十九年（1794）荷兰遣使访华，两广总督长麟首先在与华洋互市的十三行商馆区隔江相望的海幢寺接见荷兰大使，然后设宴于十三行行商伍氏家族的园宅，而先于荷兰使团一年访华的英国大使马戛尔尼停留广州期间，则下榻于伍氏花园。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以行商的宅邸、花园作为中外谈判、交涉之地的情况更加频繁。1844年10月，法国人伊凡作为法国公使拉萼尼的随员，受公使委派由澳门进入广州，行商潘仕成就将会面考察的地点设在花船之上，并留下《广州城内：法国公使随员1840年代广州见闻录》的宝贵资料。但是行商为何将花船作为与外国会面及考察广州的场所，确实一个有趣而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其次，商业的发展与色情业的兴盛有着密切的关系。十三行促进了广州城市发展，花船则依托广州城市发展得以繁盛。“广州艳迹，以珠江为最，风月繁华，尤聚于谷埠，为上等，有上中下三档之分。”“次之在引（迎）珠街，又其次在白鹅潭。”（19）（迎）珠街即是在行商大力推动下最先发展起来的城市小区，而珠江花船正是凭借这些繁华的社区而得以生存发展。何仁镜《城西泛春词》记载，“珠江花月之盛，至嘉庆末年（庚辰1820年）极矣。酒楼之敞，有宽至六十筵者。”光绪年间有名酒楼有醉月楼及稍后开设的虫月楼，以醉月楼宴会最盛。还有在海幢寺前侧、珠江南岸处的约云楼。酒楼以烹制海鲜驰名。除了岸上酒楼，漱珠桥畔停靠有珠江花船（紫洞艇）。如黄璞《珠江女儿行》曰：“珠江有女舟为居，姣然出水新芙蕖。十三十四不荡舟，十五十六不捕鱼。十七翠云初挽髻，十八歌喉如串珠。有时接客漱珠桥，秋波转处人魂销。槟榔手里扶萋叶，赠君怀袖如琼瑶。有时留客素馨田，雪花盘髻银丝穿。醉倚人肩香满席，摸鱼歌唱月中船。车马江干日往来，争看倾城关口开。莫愁艳色平湖住，桃叶青春映渡回。眼中不羡珍珠斛，世上休夸玉镜台。”（20）李文泰《海山诗屋诗话》（三）称“珠江花船之最巨丽者，每夕宴费动百金。诸伎坌集，灯火熏蒸。”（21）黄玉阶《珠江秋泛》：“海幢钟断碧天寥，欵乃渔腔两岸潮。一夜西风花似雪，香魂吹上漱珠桥。勤酒朱娘金叵罗，看花人比卖花多。花开花落直须酌，昨夜微霜人过河。”（22）1822年十三行发生大火，殃及比邻的妓院，“大火沿着河道向西蔓延，那些在河边用木头简单搭建起来的妓院顷刻间就着火了，浓烟遮天蔽日。”（23）虽然妓院花船的发展并不能归咎于十三行商促进的城市发展，但是色情业依托商业区的关系则显而易见。
    再次，花船是消费十三行进口大量西洋器物的重要场所，也间接促进了花船的发展。广州曾经是中国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其风月场所也带有更多的“洋气”。如在张心泰的《粤游小志》中描写到的花船“下层窗嵌玻璃，舱中陈设洋灯洋镜，入夜张灯，远望如万点明星照耀江面。”（24）妓女卧室中的洋灯、洋镜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摆设。而厅堂设计，更为时髦：“架木成板屋，为廊为房，为厅为堂，亭阁台榭毕具。若亭、若馆、若苑不一名。金碧迷离，皆用洋锦颤毹铺垫，不知其在水矣也。孔翠篷窗，玻璃棂牖，各逞淫侈，无雷同者。”（25）这种洋气而豪华的厅堂，无疑是为了迎合上流社会的消费需要而设计的。欧洲在17世纪已经开始生产磨砂玻璃、平板玻璃和套色玻璃。套色玻璃分红、黄、蓝、绿、紫等多种颜色，是由优良的无色玻璃和颜色玻璃相互镶套叠在一起而成的玻璃制品，极具装饰效果。（26）这种刻有花纹图案的套色玻璃通过十三行传入中国后，十三行富商和官员们建造庭园也都采用这种玻璃装饰窗户和屏墙，很快在岭南地区流行开来。珠江上的花艇也多采用，“花艇的上盖全都是玲珑剔透的木雕，雕刻着花鸟，装着玻璃窗，窗棂油漆描金。”（27）
    伊凡在广州期间盛赞花船的装饰，“花船是广州浮城装饰最漂亮的船。外观装饰空前奢华；入口处摆着雕刻品；侧面的部分，可以说由开放的作品组成，雕刻着唯有漂亮的中国象牙扇才能够传达出的艺术概念。船的主体是红色的、蓝色的或绿色的；所有突出的部分都仔细的镀了金。前面挂着4个灯笼，做工精美，挂在桅杆上。后面插着四面菱形的旗子，颜色鲜艳，在风中起舞。露台、门廊和楼梯上，装饰着巨大的中国瓷瓶，总是插着大束的花朵。”（28）花船的精美，无疑是娼妓业发展的原因之一。
    与没有十三行商光顾花船的直接证据相比，清朝官吏光顾花船的记录却比比皆是。虽然按照“清律”，凡文武官吏宿娼者，杖六十，挟妓饮酒坐罪亦同。但仅从法国人伊凡的眼中，很多清朝官吏不顾禁令，涉足于声色场中，成为光顾花船的主体。“看见豪华的官船是很平常的，它们点着灯笼，垂饰飞舞，驶向前去，接载一船漂亮的姑娘，然后驶走，在坐落于珠江河道旁的某座官邸前卸下他们那迷人的尤物。”（29）“我们多次在‘烟柳巷’那些迷人的花艇前经过，能够对天朝上国那些热衷娱乐的孩子们的腐化生活中一些随意的细节快速一览。登上露台，我们看见一个穿蓝纽扣衣服的官员正坐在桌子旁，桌上的陶瓷托盘里堆满果脯，像金字塔一样。当沉迷于酒色的官员面无表情地吃着他面前的美味时，他对面坐着的年轻女孩正在唱着歌。这个官员从未认为有必要掩饰他的官员身份；他的帽子仍旧装饰着美丽的孔雀羽毛，他的长袍显示着自己的官衔。”（30）“在广州，因娼寮花船触目皆是，以致官员及在衙门办事的幕友、长随、书差等所得的银钱，大半落到她们的腰包之中。”（31）
    可见，清朝官吏成为花船的主要顾客群，不仅反映了吏治的腐败，也与鸦片贸易和鸦片走私密切相关，将在下文再涉及。
    三 外国人与花船
    与中国官吏和商人相比，来到广州的外国人无疑是最典型的性饥渴者。在长达2个世纪的时间里，欧美国家要跨越25 000英里（几乎半个地球）的距离，耗时半年航行时间来到广州从事贸易。经历了如此长期的孤独航行，年轻力壮的外国水手及商人如何解决性饥渴？是否光顾花船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为减少西方人对中国的影响，清政府对外国人士来华的活动和生活进行了严格限制。其中，长期禁止西方商人的女眷来华就是限制内容之一，并约束外国人士在广州的活动“惟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三日，准其前赴海幢寺、花地闲游散解。”（32）而这一阶段来到广州的数千艘外国商船数目更加庞大，而且性饥渴更为强烈的外国海员只能限制在黄埔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