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状态下，外国人自然对花船产生强烈的向往，“白天它像个工业蜂巢，移动的蜂巢被那些勤劳和智慧的群体占据着--他们永远活跃、从不畏惧无休止劳动的严苛压榨。同是这个城市，晚上却像个富有、美丽的高级妓女，她头戴花冠，全身珠光宝气，用迷人的声音、古怪的旋律，喃喃低唱着三色堇爱情歌曲；在夜色的掩护下，毫无矜持地进行着它那撩人情欲的交易。”（33）“夜晚的珠江江面展现了世界上可见的最美好的景致之一。”（34）花船也进入了西方人的生活，“这里有众多的水上流动茶摊和音乐沙龙，还有许许多多的花船停靠在岸堤边。这些船的甲板都有高高的棚顶，且雕刻精细，油漆描金，装饰一新。门窗都被绸帘遮住，偶尔从没挂帘子的窗口望去，可以看见那些骄奢淫逸的纨绔子弟，甚至也有上年纪的，正和一些浓妆艳抹的女子调情嬉戏。女子们侍奉着茶水和中国式的水烟袋。”（35）“但是，为追求登船一乐的欧洲人，通常会惹起激愤或付出其他代价。”（36）即便西方人有着强烈的性需要，但缺乏必要的信息传播途径和交往方式，他们想到妓院嫖妓，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37）因此外国人光顾花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至少是以秘密的状态进行的。一些散布在珠江边的有名的水上妓院“花船”，虽然禁止外国人出入，但冒险前往者时有所闻，从“花船”私带妓女到夷馆，也并非个例。清朝官府的文件就有记载：“如有不肖男息为外人仆役，引外人擅离夷馆饮酒、狎妓，或趁夜携妓回夷馆者，巡逻、更夫及捕快均可逮捕之。”然而，这样的规定对于那些赚了大把钞票的水手和外商来说，只是一纸空文而已。（38）
    清政府实行的禁限政策，虽然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考虑，但明显影响了来华外国人的正常生活，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强烈不满，多次为此发生冲突和摩擦。从某种程度来讲，性饥渴成为英国侵略者煽动对华战争的一个重要借口。（39）鸦片战争之后，《南京条约》条款之一就是“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40）可见，性的问题是影响中国社会乃至世界的重要因素。
    四 花船的社会影响
    中国社会中娼妓业几千年来长盛不衰，屡禁不止，产生的并非都是负面影响。在嫖客以达官显贵及文人墨客为主时，妓女注重“灰谐言谈”、“谈论风雅”和“能解音律”，因此少数妓女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41）例如清初广州名妓张乔（1613-1633），因爱好“铜雀春深锁二乔”之句，以“二乔”自命，琴棋书画以及诗词歌赋无所不晓，更善绘兰花，文人雅士，为之倾倒，其作品后为十三行富商潘氏之后人潘飞声珍藏。（42）广州一些妓女对于公益事业颇为热心，广州一些善堂、育婴堂、疯人院等慈善机构，常常收到妓女的捐款。（43）
    清代广州娼妓业长盛不衰，但是否存在就是合理自然？至少不能说是社会经济繁荣稳定的体现，甚至说是经济发展的活力。固然娼妓业缓解了性的压力，但总体上仍是藏污纳垢之处，销金之窟，破坏了社会的正常发展，污染城市文明，背离传统道德观念，社会的负面影响是主要的。
    1、对女性的践踏和摧残
    花船的收入是建立在妓女卖淫所得的基础之上，因此花船的管理者会逼迫妓女最大化地进行性交易。（44）为了缩短妓女的月经时间，减少妓院的损失，龟鸨们通过强迫妓女吃草纸灰、坐冷水盆等残酷手段人为地缩短妓女们的月经时间，摧残着妓女的身体。花船妓女年十三四岁就会接客，大都羸弱，面黄肌瘦，晨起常常饮酒，辅以粉脂，使脸色泛红。（45）为获得美婢，花船龟鸨采取许多极为卑劣的手段逼良为娼，“不惜重资，以娶贫家妇女及姿色美婢，一经得手，指为不贞，索回聘金。其贫苦之家，每将聘金或偿债，或置衣裳，早经耗尽，无从筹策。虽已多方辩论，无如日加凌虐，借意打骂”，最后，龟鸨就将可怜的良家女子转卖到外洋为妓，获取暴利，或者就近卖给妓院，终身为妓。某龟鸨娶得一婢，“讹诈多方，逼其为妓，此婢不允，于深夜时潜开横门，自投于河，赴诉龙宫而去。闻本年该辈自春徂冬，伪娶婢女十余人，因而自寻短见者数人。凡遇已死者，恐干未便，每潜用小舟，载尸出海，往荒僻之区，然后殡殓，令人不觉云”。（46）
    2、传染病、性病蔓延
    清代广州是中国麻风病流行的城市之一，这与广州气候炎热、阴潮有关。患者“肌肤如故，颜色不改，而惟暗处有之，此等最易陷入，不知者往往为所误，故女疯可卖而男疯不可卖。然虽不可卖而可轻，疯人之富厚者广购姬妾，令其传染他人，则已疾可能少减。故有作狎邪游者，妓女受毒，因及人挹彼注兹，遂至其祸害无穷。”（47）妓女和嫖客是传播麻风病的元凶，其传播速度和危害程度，远高于其他途径。一般的性病传播在妓院中更为常见，性病的增多，使妓女、嫖客和一些无辜染上者在医疗消费上的支出增加，也使得医疗市场鱼目混珠，各种游医混迹其中，医德败坏，极大地破坏了社会道德伦理秩序。（48）
    3、助长鸦片赌博
    清代中期以后赌博与娼妓业合流，赌博盛行，一班嫖客抽头捧觞，一掷百万，以赌博作为辅助消遣，妓女亦擅赌博，借此博取缠头之资。穷日继夜，其风愈烈，时人至有“花骨头为祸烈于水火”之叹。
    广州作为中国鸦片贸易及走私最早的地区之一，自然成了鸦片消费的重点城市。鸦片像幽灵一样深入到城市的生活深处，“到了乾隆时候，沿江沿海坊曲中，已渐渐拿鸦片烟来供给嫖客”。（49）18世纪末期，在鸦片尚未流行时，沈复就记载到嫖客在妓院“卧而吃鸦片”（50）。花船作为当时广州色情活动最繁盛之处，当然少不了鸦片。《广州城内--法国公使随员1840年代广州见闻录》中就记载了花船中吸食鸦片的情景，“在稍后面的一张长凳上或者叫沙发床上，躺着一个准备吸鸦片的中国人。他脱掉了长衫、拖鞋以及白色的褂子、裤子。当一个年轻的女孩给他准备烟斗时，他很放松地斜躺在那儿，尽可能地伸展着四肢。”（51）另一位法国人也记载到花船妓女：“饮宴、喝茶、吃瓜子、吸烟、吸鸦片”。（52）为了促进客人消费，获得丰厚的利润，妓女往往自己也吸食鸦片，而妓女在深陷毒瘾之后不能自拔，容貌极易衰老，身体虚弱，最后被嫖客逐渐抛弃，走向自我毁灭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