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提出移民开发边疆。西北地广人稀，内地则人口过剩。“东南各省平均每方里 百余人，西北各省平均每方里不及二十人”[17]。“内地因农村破产，民不聊生，各城 工厂又为外货竞销，无法维持，倒闭歇业者时有所闻，失业者日多，生计日蹙……若能 以东南过剩之人口，以当开发西北之重任，则不唯失业者之生活得以解决，而边疆充实 ，国防亦可固矣。”[15]因此，政府应该有组织有计划地“举内地无业游民，移殖于西 北平原旷野，协助西北人民，启发西北富源，共同改善其生活状况”[20]。政府首先应 注意“划定移殖地点，设立移民转管机关以促进行，并筹措移殖经费以资补助……凡人 民有愿移住边区者，政府应予充分之援助并且加以奖励以资先导，若将田地开垦以后规 定若干年内不纳粮草并将田赋减轻以轻负担，又将内地之兵戍边境以资屯垦，以兵保民 ，以民养兵”[3]。1934年《开发西北》第2卷第4期上发表虞振镛《开发西北之我见》 一文也建议，对于殖边之移民，政府应当让其“勿纳田赋，勿征税课，应由中央补助若 干经费，予以相当之救助”。总之，通过移民殖边可以开发边疆地带的富源，促进边疆 与内地的联系，巩固边疆地带的防务[26]。
    第三，提出开发农业，复兴农村经济。“在解决西北民生问题上，特别是民食上，除 过开发农业没有别法；欲开发农业除过开发水利没有别法”[27]。因此，开发西北农业 必须先从发展水利着手。因为“西北建设事业，其直接影响于生产者为水利与交通”[2 8]。中美签定棉麦借款后，《大公报》发表社论指出这笔款“若各省点缀，百事同举， 则结果将一事无成，勿宁以最大部分用于西北水利交通，先使西北农村复兴”[29]。并 呼吁政府集中经济力量开发西北，“当以全副精神，在西北谋建设，出其人力财力，就 交通水利两项指导补助，促其成功”[30]。
    第四，提出开发西北，教育先行。一国之强弱，全视其教育之普及与否。西北之所以 贫苦落后，教育不发达为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当时有不少有识之士发出了振兴教育， 开发西北的呼声。“普及教育，为开发西康根本之图，其余皆枝叶也，根本未固，枝叶 亦萎，奈何舍本而求末乎”[4]。《新西北》杂志把灌输科学知识于西北一般民众作为 办刊目的之一。西北文化促进会就以研究西北社会问题、发展西北实业、促进西北文化 为宗旨。“西北教育落后，人才缺乏，民智未启”，“一个地方，若教育不振，文化未 有不落后的，而我们是以促进西北文化为目的，就不得不从教育下手，不能不先提倡教 育”[32]。其会刊也因此多次刊登文章，探讨发展西北教育问题。如他们提出，创办学 校，一方面训练无数忍劳耐苦之学生，去西北实地工作，一方面研究各种实业及言语、 风俗、习惯，共谋西北之发展等等[33]。振兴西北教育，首先应“注意农村教育，使受 教育者农民化……实施国民教育，应以农民之生活需要为标准……今后应推广农村教育 ，使就学者具有农民必需之基本知识技能”[34]。“发展农业应当提倡农业教育，这样 ，农民有知识，有科学的基础，晓得避旱防灾的方法”[35]。此外，要解决西北各民族 间的纠纷，求得西北的安定，还须依赖教育的力量，应“以教育的力量打破民族的鸿沟 ”[36]。西北地区师资不足，“中央当责令当地政府于各民族中保送人员，来内地入学 ，毕业后返回服务”[37]。
    第五，提出开发西北应注意的问题。一要政府重视，全民动员。“发展西北非少数人 所能成功的。国人要踊跃参加，多方指导”[33]。并且“开发西北，政府与人民应通力 合作，共图发展；惟合作之道，在政府宜虚衷容物，博采正议，在人民应设身处地，贡 献良谟，斯可情意通而目标一”[39]。二要注意民族问题。西北为少数民族聚集区，开 发西北使各民族生活日趋密切，必须注意防止因各民族信仰、风俗不同产生民族纠纷。 “在政治方面，对于各种族之生活待遇务以平等为原则。宗教方面，对于各种族所信奉 的宗教，务须特别尊重，以示汉人绝无蔑视他教之意，免致发生误会……此后，于宗教 方面务要以宽大为怀，许人民自由信仰并对于各种宗教一律保护”[3]。
    三
    这一时期报刊杂志不断刊登大量西北各省的情况介绍与研究与开发西北的文章，在当 时起到了舆论宣传、理论阐述和促进行动的作用。尤其是新创刊的报刊杂志更是以制造 舆论、提供参考、启发民智、敦促政府为宗旨。陈立夫为《边事研究》创刊号题词：“ 以研究所得，供政府之参考，增国人之智识，其与国防之贡献必大。”正是在报刊杂志 的舆论推动下，全国上下掀起了持续多年的开发西北的热潮。
    由报刊做媒介发出的开发西北的呼声，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注意，唤起了人们对边疆开 发的关注。到西北考察访问的个人和团体相继于道，人们对西北有了更透彻的了解。过 去因种种原因被人忽视的西北，也因此获得了新的发展生机。尤其是随着日本侵华的步 步深入，东北沦陷，沿海失陷，抗日怒潮席卷全国，开发西北的呼声更加响亮。举国上 下的舆论力量推动着南京国民政府认识西北、开始重视西北的开发问题。1934年4月国 民党要员戴季陶、宋子文、黄绍竑等相继考察西北，提倡建设西北。宋子文 视察陕甘时说：“西北建设不是一个地方问题，是整个国家的问题。现在沿江沿海各省 在侵略者炮火之下，我们应当在中华民族发源地的西北赶快注意建设。”[41]这是国民 党要员第一次把建设西北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1934年，蒋介石在视察西北时也提出 了建设西北的一些考虑，“盖各种建设工作，固贵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而一贯之政策， 与通盘之筹划，财力亦必不可少，此应由中央负责规划”[42]。1934年1月国民党第四 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开发西北之各种决议应即速实行案”。 1931年5月，建设委员会拟订了开发西北计划，涉及交通、水利等方面。1934年4月全国 经济委员会西北畜牧改良场派员自南京出发赴西北考察农业、畜牧业和社会经济，之后 拟订了开发西北农业的计划。1934年6月，全国经济委员会通过《西北建设实施计划及 进行程序》，分公路、水利、卫生兽疫、农村建设四部分。建设经费由250万增到435万 ，用于水利建设的有，在绥远修建民生渠，陕西修泾惠渠、洛惠渠以及甘肃、宁夏各渠 。而泾惠渠与民生渠的开筑，是民国时期开发西北的先声。到抗战前，陕西水利略有规 模，宁夏也稍有进展。泾惠渠1934年底竣工，可灌溉农田5千余倾。洛惠渠1936年也竣 工。1936年开工的渭惠渠竣工后可灌溉6千万亩。经过建设，西北的交通状况也有较大 的改观。到抗战前，西北共建成铁路377公里，公路5千至6千公里，架设电话线超过1万 公里，设立无线电台20座，通往西北的航空线近4000公里。西北各省之间以及西北与其 他地区的联系都得到了显著加强。这些成绩的取得，与报刊杂志的呼吁显然有一定的关 系。可以说，当时报刊杂志的舆论推动是功不可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