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三国四界的多元格局与社会控制机制的有限度及帮会与政权相互需求是帮会成长发展的重要因素。华界与租界各自相对独立而又彼此异质的文化、制度、意识、法律及政权范围，使各套社会控制机制都受到了局限。罪与非罪的标准各异，造成的间隙成为帮会生长的空间。华界罪犯逃入租界则相安无事。租界与帮会的互为依赖则是帮会膨胀的主要原因。一方面，租界当局依靠能量巨大的帮会以发展与延伸其社会控制力，同时为烟、赌、娼这些帮会控制的“都市三鸟”披上“合法”的外衣，从中获取巨额的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帮会依赖租界而生存而发展，成为租界中强大的黑社会势力。事实上，20-30年代上海帮会闻人如杜月笙、张啸林、金廷荪、金九龄等都是在租界任过职并由此发迹的。高鑫宝、顾竹轩、徐采远、马祥生、叶焯山等也都是依靠租界而发展起自己的势力的。这种互相依赖、互相合作的关系使帮会这一传统的怪胎寄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上海社会的母腹中发育壮大。
    三20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帮会发展的特点
    30年代上海帮会从早期散乱复杂、旋起旋仆的不振局面而发展到鼎盛时期，与上海社会经济同步发展，其原因固然与客观条件密不可分，更与其主观认识与应变谋略及实际措施相关。其要诀在于一个“变”字，即“适时而变”。张啸林已认识到大革命后的上海已非前清与北洋可比，“我敢保险，不出三年，黄浦滩要变成一个新世界，赌与土，恐怕要给他们连根铲除”。“连你连我，在新浪潮来了的时候，那是命中注定要被淘汰的。”[6]（p74）杜月笙更因此悟出“以变应变”的道理，“民国以来时势一直在变，而且变得非常之快……我觉得他们像是钱塘涨潮一样，一冲过来便是万马奔腾，江里的大鱼小虾唯有跟着跑。这个力量太大，不是随便哪个可以抵挡得了的。所以我决定浪潮来了就要赶上去，既不能倒退，也无法不理不睬，袖手旁观”。“穷则变，变则通，天无绝人之路”。[6]（p74-75）正由此出发，帮会在时代大潮冲来之后，经过一度观望选择了倒向国民党充当马前卒的“适时而变”，在“四一二”政变与以后的“清党”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为政权初建后的国民党所接纳，从而奠定了双方默契合作的基础。随帮会三大亨被封为国民政府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成为“党国要人”后，“曲鳝修成龙”，帮会也终于由地下走上地面，为“以变应变”铺平了道路。从1927年到抗战前，上海帮会以此策略手段而得到了空前的恶性繁衍。不过，所“变”的乃是适应现代社会与商品经济大潮的手段与方式，而其社会寄生物的封建性却始终未变。尽管量变到一定程度会引起质变，但综观这10年，上海帮会的发展并未出现这种局面。
    首先，因适应现代社会与商品经济发展而“变”。
    第一，从生活方式到内部结构与组织形式的变化。传统帮会人物衣着打扮多以黑衫黑裤，翘起大拇指，手戴足金戒，横眉怒目，敞胸赤膊为典型。20-30年代揳入工商上流社会后，形象有所改观。杜月笙说：“衣食足，应当礼仪兴了，不能再让人家一看就害怕。”[5]（p195）他衣着打扮乃至一举一动都学得文质彬彬，即使在炎夏，其衣领扣子也从不解开。他要求手下称他为“先生”，而不愿像黄金荣那样叫“老板”，手上那只标志其特殊身份的4克拉半的钻戒也锁入保险箱中。在他倡导下，黑道人物纷纷改变形象，有人戏谚道：“黄浦滩上一下子脱掉了千万只钻戒。”[7]（p222）杜自幼失学，发迹后重视文化，先后请了许多文化名人包括留洋博士、著名律师教其文化与法律，门联曰：“友天下士，读古人书。”广结人缘，热衷社会事业，黑道所得用于白道，无论是各省天灾募损、社会慈善还是抗日捐款都不推却，从而获得社会声誉。这一时期帮会的组织形式与内部结构也有变化，其特点是趋简化松散，以实力地位为主。拜师礼已简化为只须具拜师红帖行磕头礼即可，不再墨守那种风高月黑夜于荒村野庙中举行由多重弟子执法司礼的庄重森严的开香堂陈规。黄金荣对一些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拜其为师时，已不开香堂，而仅由介绍人搭桥投帖，封一份贽金，向其磕三个头或三鞠躬即可。[8]（p198）同时，辈份关系也已模糊混乱，多以实力而非帮内辈份论。四川袍哥大爷范绍曾与杜月笙的老师陈世昌是一辈的，但他却和杜月笙私交极好，往来甚密，称兄道弟，他自己也说，“由于杜在上海有势力，谁也不再和他论辈份高低了”[9]（p64-69）。研究者周育民、邵雍由此认为：“帮会分子们趋炎附势不再顾及辈份的大小。上海青帮组织内部经过重新组合协调，按照各帮首的实力地位形成了新的格局”。[1]（p552）这一方面是随形势发展出现了帮会内部的多元趋向，另一方面是在商业都市中采取承认现实的方法更能在宏观上予以控制。这是一个新特点。
    同时，帮会的现代嬗变的另一个主要表现是借用文明社会的社团组织形式，于政府中登记注册，各立山头，从而脱去地下活动的神秘面纱，而以现代社会组织运作方式与合法地位公开活动。如杜月笙的恒社（1932）、张仁奎的仁社（1935）、黄金荣的忠信社（1936）、朱学范的毅社（1935）以及杨虎的兴中学会、金廷荪的铭社、郑子良的侠义社、徐逸民的逸社、孙以乡的怡社、韦作民的文社、汪禹丞的民兴社、王知本的正诚社等等，可谓“会社林立”。这些社团一般都标榜现代社会文明意识，以现代社团的合群、联谊、交友、互助为宗旨。如恒社宗旨为“进德修业、崇道尚义、互信互助、服务社会、效忠国家”[5]（p293）。毅社更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现代口号相号召，倡导合作互助[5]（p9）。其成员身份也有了较大改变，多为中上层人士，传统的下三流分子一律不准加入。从1934年恒社社员录中的234名社员职业比例可见，商界人士占54%，警务为13%，政界12%，自由职业9%，军警5%，工界2%，学界2%，党务2%[10]。其中包括大批董事长、经理、厂长、校长、科长、管长、律师、记者、博士等现代科层制组织管理人员。忠信社、仁社中也有许多社会名流与军政商学界名人。[1]（p551）应该看到的是，不仅仅在形式上，即使在机制上，这种组织也确有现代社团机构之功能，如恒社理事会下设3科18组，总务、秘书、会计、庶务、设计、娱乐、京剧、宴会、经济、旅行、交际、教育、法律、体育、卫生、摄影、职业介绍等，各自行使职能。仅1936年冬季即为21人介绍了职业，这在失业率高的当时确乎不易。[1]（p549）帮会以现代形式装扮，这是一个较为典型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