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帮会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社会公共领域的真空，成为一种独特的畸型的社会控制机制。帮会这种崛起并俨然为租界和中国政府之外的“第三种势力”，不代表新兴社会生产力与现代社会法则的社会力量，其行动虽然比较复杂，但其宗旨与行动目标均围绕一己之私利。譬如在政治上倾向国民党的同时，不少人也赞助革命掩护过共产党人。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时有部分帮会成员参加。杜月笙邀已暗中加入共产党的杨度入幕予以保护，杨度寓所一度成为中共秘密高级接头点。他与潘汉年接头，赞助中共，掩护过周恩来的堂弟周恩霪[5]]（p248），并收中共党员电影明星金山为关门徒弟[16]（p31）；而“苏北大亨”顾竹轩更是多次掩护过中共人士[5]（p360）。但严格地说，这一切都是其“刀切豆腐两面光”的传统、“狡兔三窟”的手法的再现，是非主流行为。就其主流行为而言，除剥夺榨取社会财富外，主要充当了社会发展与进步的阻力，是一种非现代非法理的社会控制机制。可以说20-30年代上海烟赌娼三业基本上由帮会控制，上海的乞丐、诈骗、抢劫、绑架、杀人、放火等社会犯罪也很少与之无关。当年几次轰动上海滩的大绑票案如绑架尹启忱之子及温宗尧、荣德生、魏廷芳、朱成章等案都是其精心策划之作，并都由此获得巨额赎金[17]（p193）。此种暴力行为严重挫伤了民族资产阶级投资经营的热情，造成恐怖的社会氛围。荣德生遭绑架勒索后，不仅经济上受巨大损失，心理上“也完全绝望了”。他们原先业已存在的弃商务农的职业回归心理加重加浓与此也密切相关。帮会在上海势力之大，连国民党政府也充分认识到这一点。1935年11月，孔祥熙拉杜月笙进法币发行准备委员会时就英国财政顾问李滋罗斯的异议而解释道：“杜毫无疑义是一个大投机倒把分子，他也是个黑帮的大头目。但是在上海，杜的手下有十多万人听从其命令，他随时可以给体制造出骚乱来。”[18]（p250）基于这种认识，国民党在这十年基本上持纵容、依靠与扶植利用的态度，导致这股畸型的社会黑势力日益坐大。这一点，连国民党情报人员也对此极为反感。某情报员在其秘密报告中提到：“国府奠都南京，因欲利用安清帮首领消灭共产，流氓之势力于是日形扩大。迄至今日社会各阶层，均有流氓插足之地。流氓首领，竟亦身为国府高级参议者。虽然今日其所表于外者，固有愤慨好义之行、济贫扶弱之为，但今日上海之黑暗罪恶如今者，实为彼等一手所造成。社会不察，扬其微德，而没其重咎；天下之昧于理者，莫甚于斯矣。”[1]（p562）
    作为封建社会的残余，帮会以对抗政权、破坏社会的面貌而出现，进入转型社会的上海后，这股“旧的社会力量也采取了新的形式”[2]，适时而变。其在政治上勾结政府与租界当局，在经济上适应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的商品经济大潮，从而获得了特殊的生存空间，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社会力量。但某些资本主义色彩并未改变其反社会、反现代理性与法则的破坏性本质，作为一种传统人在现代社会的变体与寄生群，他们犹如一只“巨大的黑色章鱼”，将其触角伸向社会的四面八方，贪婪地吮吸城市社会的营养，又释放出大量的毒素，每日每时地抗衡与改造着周围的主体社会文化结构，损害着社会的健康[4]（p265），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与包袱[19]（p627）。
    结论
    吉尔伯特·罗兹曼指出：“一般说来，在现代化历程中总会促使某些社会成员……作出原教旨主义的反抗。即企图以真实的或理想的形式回复到往日的大好时光。”[19]（p627）在一个有着悠久的封建传统的国度中搞现代化运动，来自传统的抵拒力必然是巨大的，即使在上海这样一个现代化内外动力较强的新兴工商城市中，表现在社会成员的价值观、生活方式与行为取向中的传统因素仍然是较为明显的。他们一只脚跨入了现代社会的门槛，另一只脚却原地不动。他们同样也有着因外在要素激发而激活了内在要素的情况，只是因为各种原因无法与客观环境实现共振而不得不回归传统。而在利益重新分配的新格局中，那些被排斥在外的个人、群体面对原有利益的丧失而在现存社会中难以立足的现状，愤怒与无奈的心理往往转变为社会抗拒行为。而当他们出于共同的感受而组织起来以畸型的方式谋求自身利益与生存机会时，则形成一种对现代社会的反向冲击。作为一种不和谐的音符，回流与暗潮，它们在上海时时涌现决非偶然。而社会边缘化现象及其社会病态行为，更显示了社会整合机制的不完善与整合力度的弱乏，成为二元社会生活中向新中的守旧、共谐中的异趋典型。不过，这种二元现象也体现于回归势力的抵触与抗拒过程之中。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它们自身也在不断发生变异，它们试图按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的同时，自己首先被改造，“许多新的因素被引入了”，只是程度高低多寡之分。这表明，传统性与现代性是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生产不断的“连体婴儿”。它既是一种异趋，又是一种共谐：异趋既对抗共谐，又在共谐中实现；共谐既包容异趋，又明显有别于异趋。这种边界清晰却又模糊的关系，正构成了20-30年代上海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复杂壮观而又激荡的二元生活的理论模式与现实生活图景。
    【参考文献】
    [1]周育民，邵雍。中国帮会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2]上海研究论丛[C].第9辑。
    [3]康少邦等编著。城市社会学[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