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县只有主簿相反的是，有些县直到北宋中期，人口已达千户，甚至是三千户以上的紧县，却很晚才置主簿。现以福州所辖县为例，据《淳熙三山志》卷十及卷二十四列表如下：
    县名        大中祥符二年县等主簿设置时间（1009）户数
    长乐3635紧元丰七年（1084）
    永福3067紧元丰二年（1079）
    宁德1460中元丰二年（1079）
    罗源1471中绍兴四年（1134）
    可见，县级机构中主簿的设置各地不尽相同，而整个宋代，政府不断地对此进行充实调整，以顺应社会的发展和时势的需求。大体说来，主要采取增设和废省两种方式。
    政府于无主簿县设置主簿，有以下几种情况：
    1、因县人口增长，事务增多而设。如仙居县旧无主簿，“嘉定李守兼奏言：簿，本县始以狭小，版籍不满万户，故以尉兼主簿。今生齿多，簿书丛委，尉遇窃发，躬亲追逐，一时交并，或致无官可差。设若尉受差，簿钞堆压，无从钩考。而况西乡犷悍，盗贩公行，以一共二，实恐不给。乞将酒房廊务省罢，却于本县添置主簿一员。有旨：依，差王友元填劄置阙。”（12）
    2、因县级区划调整合并，辖区扩大而置。如川溪并入南川县，仁宗皇佑五年（1053）二月，置南川县主簿一员。（13）孝宗乾道八年（1172），吏部、京西转运司上奏，说自从房州并永清县入房陵县，上庸县入竹山县，使得“封疆阔远，复业人户益众，两邑主客万余户，县尉巡逻无虚日，缓急之际，知县亲行，县道一空。”请求于两县各复置主簿一员，得到批准。（14）
    3、于沿边地区特置。如神宗熙宁“四年（1071）十二月十三日，侍御史知杂邓绾言：请于陕西、河东沿边城寨稍大处置主簿一员。从之。（15）又如，嘉州峨眉、犍为两县近边，原只有文臣知县及武臣县尉兼主簿两员，“边界有警，尉出巡边，如出纳官物、销注簿书之类，并无佐官协力。”因此，乾道七年（1171）两县各置主簿一员。（16）
    以上是于无主簿县设置主簿的三种情况。在个别已有主簿的县，又因县地处要冲，或因事务繁剧而增置主簿，使一县有二主簿。真宗天禧五年（1021）五月“丁酉，剑州言：梓樟等县，俱当驿路，请各增置主簿一员。从之。”（17）神宗熙宁六年（1073）十月丁亥“诏……杭州盐官、于潜，湖州德清、武康，秀州崇德五县，各增主簿一员。以事剧，从转运司请也。”（18）
    各个时期主簿的废省也在进行。如仁宗景佑三年（1036）二月，“省安肃县主簿，令尉兼之。”（19）有的县因盗贼出没，社会治安恶化，便根据情势需要，把主簿改作县尉。如徽宗大观“四年（1110）四月八日，集顺殿修撰、知广州张励言：潮州倚郭海阳县，地理最为阔远，傍临大海，道路险恶，前后盗贼惊劫不常，本县止是县尉一员，责使巡警，显见力所不逮。今相度既有知县，又有县丞，其主簿两员委是责轻事简，欲将一员改作县尉，量添弓手，分定地界，管认巡捕。从之。”（20）这是将两主簿其中一员改作县尉而保留其一，有的县只有一主簿，干脆将其改作县尉而不再设。如“鄂州蒲圻县四十里有市日新店，民户夹溪而居，南岸数百家则属蒲圻，北岸百余家则属岳州临湘县，去县甚远，北有莼湖，广数百里，皆盗贼出没之地。”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五月十六日诏：鄂州蒲圻县主簿改作西尉，仍兼鄂、岳州蒲圻、临湘新店市镇莼湖盗贼烟火公事。”（21）
    三、宋代县主簿的职掌
    县主簿的职掌，唐代才有了明确的规定，《唐六典》卷30载：“掌付事勾稽，省署钞目，纠正非违，监印，给纸笔杂用之事。”到了宋代，县主簿的职掌发生了很大变化。
    宋代县主簿的职掌，《宋史·职官志》未载，而朱熹在乾道八年（1172）八月所作《建宁府建阳县主簿厅记》中记述颇详：
    县之属有主簿，秩从九品，县一人，掌县之簿书，凡户租之版，出内之会、符檄之委、狱讼之成，皆总而治之，勾检其事之稽违，与其财用之亡失，以赞令治，盖主簿之为职如此。（22）
    朱熹曾经担任过同安县主簿，他的记述当可说明宋代县主簿职掌的实际情况。
    主簿的日常工作是坐曹勾稽簿书，楼钥记戴伯度为金华主簿时说：“旦即坐曹，簿书钩校，不遗纤微，”（23）除此以外，主簿还要催督赋税、出纳官物、被符檄差出，审理案件等，这也就是“户租之版、出内之会、符檄之委、狱讼之成”所指的工作内容，以下分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