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摄他县令，尉。
    “嘉佑元年（1056），虔州安远阙县令，建安徐洪以抚州金溪主簿摄安远事。”（45）
    绍兴二十七年（1157），谢谔调“峡州夷陵县主簿，未赴，江西常平使者王传檄公摄抚州乐安县尉。……三十一年（1161）始至夷陵。”（46）
    赵善誉为明州昌国县主簿，“俾摄邑事，对易定海、慈溪，三年簿领而无抚字之寄。”（47）
    从以上各条所列主簿差出所办事务的性质来看，前三项皆在主簿职掌范围之内。须要说明的是，第二项行视水利工程、检视灾伤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直接影响到国家赋税收入能否按时完成，因此主簿行视水利，检视灾伤亦成为其职责的一部份。例如吴懋为当涂县主簿时，“县有圩田，民生理寓江中。秋大雨，圩且决，君朝夕暴露治其防，民赖以济。”（48）至于第四项主簿兼令、尉，宋代在制度上是被公许的，也较普遍。而另一方面，一县之中知县或县令主管县政，县尉巡捕盗贼，维护治安，都不能随便差出，主簿所处地位决定了其被差所必然。
    宋代县主簿差出十分频繁，程颢主户县簿，“今到官几二年矣，中间被符移奔走外干者三居其二，其一则簿书期会，仓k23fb01.jpg出入，因无暇息。”（49）这样频繁的差出，势必影响到主簿的本职工作，楼钥在《论主簿差出之弊》中说：“监司，郡守循习故，常以主簿在县官中最为事简，差出不时，甚者沿檄无虚月，朝归而暮出。虽有勤干之吏，困于往来，欲竭立效职而不可得。”致使簿书失于销注，奸吏豪强得以舞弊。从北宋以来，朝廷有鉴于此，也曾几次下诏，限制主簿差出。如神宗元丰五年（1082）“九月十四日，诏诸县给纳月分，无丞处，主簿非检覆本县灾伤勿差出。”（51）又如，高宗绍兴“二十八年（1158）九月二十五日，给事中杨椿等言：知涪州程敦书奏，县无丞处，簿处以贰令。今有任簿之职者，往往常求差出，簿失于销注，乡司得以作过。乞下诸路监司，县无丞者，其主簿不得差出，及兼他职，遵依县丞法施行，从之。”（52）但令出不及一年便无法实施下去，次年三月十九日，淮南路转运司、提点刑狱司即上言：“本路共管二十县，止有泰州海陵一县有丞，若主簿不许差出，委是阙官选委，欲乞许令依旧。从之。”（53）
    主簿的差出，与宋代的官、职、差遣分离制度密切相关。宋代的幕职州县官，大多数官职相符，但也存在着官与差遣分离的现象，例如苏洵被任命为霸州文安县主簿，并不实任其职，而只是“使食其禄，与陈州项城县令姚闢同修礼书。”（54）主簿被监司、郡守差出，往往跨州越县，此时主簿原有职务与实际差遣完全脱离，而是被符檄赋予新的身份，前面提到的越州知州赵抃派余姚县主簿到萧山县办理茶商械斗案，即以之摄萧山县事，表现得最为明显。可以说宋神宗元丰改制，改变了中央官员官与差遣的分离的形式，但州县系统依然存在着官与差遣的分离，差遣制度一直沿用到南宋。
    主簿的差出也体现了宋代“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原则，调用外官，可以防止本地方官员徇私舞弊，朋比为奸，减少弊政。如晁某为建昌军新城县主簿，“广昌令以匿寇事攘富人之赀，骨肉骇散，冻馁于外，狱久不决。君受责欲行，令辄赂，君拒之，以实闻而还所籍，其家优裕如初。”（55）主簿干的卓有成效，会得到奖励，如前述周道督租快速顺利，转运使元绛“帅使者荐诸朝，移歙州祁门令。”（56）葛书举检视水利，提出建议，“部使者亦知君而交荐之，移卫州共城县令。”（57）对幕职州县官来说，开改京官是仕途升迁的关键，制度规定在五名改官举主当中，要有一二人是监司长官，所以主簿常主动要求差出，以期能得到监司的荐举。这样刺激了主簿的工作热情，提高了工作积极性。
    主簿差出相沿日久，楼铜虽极称其弊，也只是建议“诸路监司守臣遇有差出，轮点诸县主簿，量立定制，每岁不得过两次，又计日月之多寡，较道里之远近而比折之。当差出者，不得以请求而免，已满两次者，不得复差，庶使小官得了安职守，簿书不至猥弊而民实惠矣。”（58）主簿的差出问题，使我们从一个侧面窥见宋代地方行政的运作方式，有必要从其他角度作更深入探讨。
    五、结语
    县主簿设于东汉，但在县佐中地位卑微，不受重视。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至随唐时期发生了两大重要变化：一是县主簿由中央任命，不再由长官辟署；二是形成丞、簿、尉县佐体制，确立了县主簿的地位。
    宋代开国初颁布了县级机构官员设置的普遍性原则，但是实际情况与制度规定尚有一定距离，全国各地县主簿的设置不一致，随着社会的发展，由于人口增长、事务增多以及治安等特殊情况的需要。政府不断对各县主簿调整、充实，或增减、或省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