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西夏秃发令的文献记录及辨证
    实际上关于西夏秃发令的原始记录材料极少，各种记录又十分简略，大多语焉不详。《隆平集》卷二十载：
    其（西夏）文人服靴笏幞头，武臣金帖镂冠，衣绯衣，金银黑束带，佩蹀躞，穿靴，余皆秃发，耳垂环。（注：曾巩。隆平集[M]卷二十《夏国赵保吉传》。）
    这可能是最早记录西夏人秃发的一条材料，但既未讲西夏人何时开始秃发，亦未告之这是一道秃发令。又《辽史·西夏外纪》：
    其俗，衣白窄衫……短刀、弓矢、穿靴、秃发，耳重环。（注：辽史[M]卷一一五《西夏外纪》。）
    这里更将“秃发”指之为西夏之俗。又《太平治迹统类》卷七：
    元昊以兵法部勒诸羌，其伪官分文武，或靴笏幞头，余皆秃发，耳重环。（注：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M]卷七《康定元昊扰边》。）
    彭百川也没有称元昊下秃发令。《宋史·夏国传》则干脆没有西夏秃发的记载，只有李焘《长编》卷一一五中有关于元昊秃发令稍详之记录：
    （景祐元年十月丁卯）赵元昊自袭封，即为反计，……其伪官分文武，或靴笏、幞头……余皆秃发，耳重环，……元昊初制秃发令，先自秃发，及令国人皆秃发，三日不从令，许众杀之。（注：李焘。长编[M]卷一一五景祐元年十月丁卯条。）
    清人吴广成的《西夏书事》卷十一载：
    （明道二年，1033年）三月，下秃发令。元昊欲革银、夏旧俗，先自秃其发，然后下令国中，使属蕃遵此。三日不从，许众杀之。于是民争秃其发，耳垂重环以异之。（注：吴广成。西夏书事[M]卷十一明道二年三月条。）
    《西夏记》卷六记载与吴广成完全相同，但二书所载颁布秃发令的时间较《长编》早一年。
    关于西夏秃发令的原始文献材料全部在此。而要根据这几条材料对西夏秃发令作一个十分令人信服的结论，我想是十分艰难的，但有几点可以辨证：
    一是秃发令颁布的时间。李焘将秃发令颁布之事置于“景祐元年十月丁卯”条后，而昊广成则将秃发令颁布置于“明道二年三月”。吴广成为清人，此处西夏秃发令之系年，不知是否有原始依据，但至少是有道理的。李焘虽然将元昊颁秃发令之事置于“景祐元年十月丁卯”条后，但其行文称：“元昊初制秃发令，先自秃发。”很清楚，这是在景祐元年十月丁卯记载西夏人秃发时补述，在此之前颁布的秃发令，故称“初制”。故我怀疑，吴广成有更原始的西夏资料，将元昊秃发令的时间定在“明道二年三月”。
    二是“余皆秃发”应如何理解。《隆平集》、《太平治迹统类》、《长编》均记录西夏文臣头饰为“幞头”，武臣为各种“冠”，其余的人均“秃发”。这就是说，西夏的文武大臣不必秃发，只有中下级官吏、酋领及普通民众必须秃发。《长编》称“令国人皆秃发”，这个“国人”也不包括夏国朝廷中的文武大臣。但是，皇帝是要带头秃发的。夏国朝廷的文武大臣不必“秃发”也能找到证明，即楼钥《北行日录》记载夏国使臣的发式即为“椎髻披发”。（注：楼钥。攻媿集[M]卷—《北行日录》上。）很明显，夏国大使不是“秃发”，这是否可以证明前说夏国朝廷之文武大臣不需秃发呢？（注：П。Я。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说：“初步推测，（西夏）贵族和平民的‘秃发’样式是不同的。”参阅前揭。西夏书籍业[M]第6章。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145.）
    三是《辽史·西夏外纪》称“秃发”是夏人之“俗”，这又如何理解。如果“秃发”为党项民族已有的习俗，那么元昊就不必自己“先秃发”了。可见元昊颁秃发令时，党项族尚不是秃发之习俗。那么《辽史》记录只能认为是西夏秃发令颁布以后，秃发就已成为了党项族的习俗。
    三、西夏秃发令的实施及执行范围和时间
    明道二年（1033年）元昊颁布秃发令后，据吴广成记载：“民争秃其发，耳垂重环以异之。”（注：吴广成。西夏书事[M]卷十一明道二年三月条。）在元昊颁布了抗命者处死的秃发令后，西夏国内应该是获得了较普遍的实行，秃发成为党项民族的一种象征。《涑水记闻》卷十二载：
    麟州之围，苗继宣募吏民有能通信求援于外者，通引官王吉应募，继宣问：须几人从行？吉曰：今虏骑百重，无所用众。请秃发，衣胡服，挟弓矢，赉糗粮，诈为胡人。（注：司马光。涑水记闻[M]卷十一，243页。）
    为了乔装为党项人必须秃发，这就说明当时党项民族已经普遍地秃发。《长编》卷五一二还有一条宋哲宗时的材料：
    环庆路熟户捉生伪冒、改名、剃发、穿耳、戴环、诈作诱到西界大小首领。（注：李焘。长编[M]卷五一二元符二年七日丙午条。）
    这时已距秃发令的颁布有六十余年，但“剃发、穿耳、戴环”仍是党项民族的表征。这两条材料可以说明元昊的秃发令确实是获得了较为普遍的实行，并获得了相当长时间内的贯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