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从现存的考古材料来看，也可证明秃发令在西夏全方位的实施。莫高窟285窟北壁西部禅洞有西夏游人墨画像四身，游人头顶均用一横笔以示秃顶。（注：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M]第1章，47页。）榆林窟29窟壁画西夏供养人像，其中除了三位戴帽的供养人外，还有四人，即供养人的孙子及厮童，此四人全为“髡”顶发，四周留发。（注：敦煌文物研究所编。敦煌研究文集[C]附图88《西夏武官供养人》。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武威林场西夏墓出土的木板画人物，其中有好几人均“髡”胪额之发。（注：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M]卷首附图8《武威林场西夏墓驭马木板画》，图9《武威林场西夏墓五男侍木板画》。）前苏联艾尔米塔什博物馆陈列品第59号画像，其中有两个穿党项服装的人，头式为“秃发”。（注：前揭《西夏书籍业》第6章注释7。）前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西夏特藏第984号、第2203号、第71号、第8100号画像，“画出的不戴帽子的大部分唐古特人都剃光了头，前额上方留着圆蓬头。圆蓬头上的两绺头发在两耳前面落下。”（注：前揭《西夏书籍业》第6章注释3。）从这些考古资料可以看出，西夏之秃发令不仅在首都兴庆府推行，也在西面的瓜沙州、南面的凉州、北面的黑水城贯彻实行。可以反映，元昊秃发令确实在全国大部分范围内有着实际的推行。
    但有一条材料须引起我们重视，赵起《种太尉传》：
    （熙宁）四年春正月，师由绥德次抚宁和市，夏羌迎降拥路，毡裘辫发，语言兜离，公劳抚慰，应接不暇。（注：赵起。种大尉传[M]2页，台北图书馆藏《穴砚斋史钞》中《宋武臣传》本。《种太尉传》蒙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曾瑞龙博士寄赠，特此致谢。）
    这里称“夏羌”是“毡裘辫发”，此乃吐蕃之俗。《新唐书·吐蕃传》称：
    吐蕃……衣率毡韦，……妇人辫发而萦之。（注：新唐书[M]卷二一六《吐蕃传》上。）
    《汉书·终军传》称：
    有解编发，削左衽，袭冠带，要衣裳，而蒙化者焉。注曰：编读曰辫。（注：汉书[M]卷六十四下《终军传》。）
    编发就是辫发，解辫则为披发、被发，为西羌之俗，即《后汉书·西羌传》中的“被发”。（注：后汉书[M]卷八十七《西羌传》。）这一条材料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即元昊秃发令颁布后，并不是西夏所有地区全部无条件执行，因为，直到熙宁四年（1071年）时绥德地区（即横山地区）的“夏羌”并未秃发，而是“辫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这与横山地区居住民族本身的特殊性有很大的关系。《宋史·宋琪传》称：
    党项界东自河西银、夏，西至灵、盐，南距鄜、延，北连丰、会。厥土多荒隙，是前汉呼韩邪所处河南之地，幅员千里。从银、夏洎青、白两池，地惟沙碛，俗谓平夏拓跋，盖蕃姓也。自鄜、延以北，地多土山柏林，谓南山野利，盖羌族之号。（注：宋史[M]卷二六四《宋琪传》。）
    同是党项民族，一个是拓跋氏，一个是野利氏，一个属平夏部，一个为南山部。这两大集团是党项族内实力最为强大的势力集团，而且有一定的差异。《唐大诏令集》卷一二九《洗雪平夏党项德音》：
    平夏、南山，虽云有异，源流风俗本贯不殊。（注：宋敏求。唐大诏令集[M]卷一二九《洗雪平夏党项德音》。）
    “异”在什么地方呢？前引宋琪言，平夏拓跋为“蕃姓”，南山野利为“羌族”。所谓“蕃姓”，即林宝所言拓跋氏为“东北蕃”，（注：林宝。元和姓纂[M]卷十“拓跋氏”条。）即鲜卑也；所谓“羌族”，到唐时，实际即为“吐蕃”。拓跋、野利（耶律）原本均为东北民族，但迁居西北羌地之后，同时经过了“羌化”过程。拓跋氏“羌化”程度较浅，较多地保持了原来民族的特色，而野利氏则彻底地“羌化”或“吐蕃化”，故在当时人看来，野利氏已是一彻头彻尾的“羌族”或“吐蕃”，即如《资治通鉴》卷二七六：
    康福行至青刚峡，遇吐蕃野利，大虫二族数千帐。（注：司马光。资治通鉴[M]卷二七六《后唐纪》。）
    又《新唐书·党项传》称：
    先是，庆州有破氏族三，野利氏族五，把利氏族一，与吐蕃姻援，赞普悉王之，因是扰边凡十年。（注：新唐书[M]卷二二一《党项传》。）
    正因为野利氏同吐蕃的关系极为密切，该族的“吐蕃化”程度极深，故到五代时，人们均称“野利”为“吐蕃”，宋琪则称之为“羌族”。
    不仅拓跋、野利两部在“羌化”程度上存在很大差别，而且平夏、南山两部互为仇寇。《唐大诏令集》卷一三○《平党项德音》：
    其南山党项已出山者，或闻迫于饥乏，犹行劫夺，平夏不容，无处居住。……昔者，或有剽劫必推南山，南山或有寇攘，亦指平夏，即相非斥，互说短长，终难辨明，只益仇怨。（注：唐大诏令集[M]卷一三○《平党项德音》。）
    直到李继捧附宋，李继迁举兵反宋，拓跋氏与野利氏集团联姻，“羌豪野利等族皆以女妻之”。（注：西夏书事[M]卷四雍熙元年十二月条。）可以说，西夏的建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平夏拓跋”与“南山野利”的联盟。过去互为仇寇的两大党项集团在共同利益上携手，促使党项民族政治及军事实力骤然膨胀，而形成了以拓跋氏为首、野利氏为辅的强大的党项姓氏集团之间的军事联盟。但是，旧有的矛盾并没有完全消失，拓跋氏同野利氏两大集团的斗争表现仍然尖锐。从绥德地区即横山地区亦即南山地区到熙宁时仍保持“辫发”之俗即可看出，野利氏集团对元昊建国新政令的抵抗，最后野利氏家族惨遭灭族之祸及横山部落的不断叛夏，均当与两集团之间的矛盾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