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9月20日，清廷颁布禁烟令，在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很有声势的禁烟运动，到1911年10月被资产阶级革命起义暂时停止为止，清末禁烟运动持续了五年多的时间。在此期间，清廷一面于外交上展开积极的交涉，努力寻求国际的同情和支持；一面于内政上制订和颁了一道道禁烟章程，并认真督促检查，使禁烟运动卓有成效开展。英国政府承认：“中国于禁种一事立意成笃，且成效卓著”[1]。1911年国内评论说：“综观各省禁烟之成绩，欲作违心之论，谓非良好而不可得”[2]。孙中山也认为：“成效渐彰，黑藉衰减”[3]。清末禁烟运动的伟大成就是举世公认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以往的论著似乎重视不够，不仅对国内禁烟运动的起因缺乏深入地探讨，而且对英美两国政府对中国禁烟运动的立场和态度及其国际背景，亦缺乏深入地分析。这里仅围绕着禁烟运动所展开的复杂的中英美之间的外交交涉，作一扼要评析，求教于各位专家。
    一  各国人民反对鸦片贸易运动的高涨与英国鸦片政策的松动
    20世纪初年，世界毒品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不仅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每年被迫接受大批麻醉性毒品，各种各样的毒品充斥市场，到处泛滥成灾，国家安全、民族健康和经济发展都受到严重摧残，就连严禁麻醉品自由贸易的西方各发达国家的毒品问题也日渐严重，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被奴役的亚洲是鸦片的主要产地，亦是毒品倾销的主要市场。印度、中国和波斯是鸦片的主要生产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是吗啡、海洛因的加工出口国。毒品的受害国和地区主要是中国、朝鲜、安南、暹罗、缅甸、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香港及澳门。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中，中国遭受的毒害最为深重。
    1858年，在炮舰的威胁下和提高关税以筹措军饷的利诱下，清政府与英国代表在上海签订《通商善后条约》，中国被迫承认鸦片贸易合法。鸦片贸易合法化之后，英国政府一面在印度劝诱和逼迫农民扩大罂粟种植面积，一面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大力兜售毒品，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急剧增加，价值越来越高。大致说来，从1870年到1890年的二十年间，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一般都在9万担以上，相当于鸦片战争前夕的三倍左右，鸦片价值平均每年为3000-4000万海关两、亦相当于鸦片战前的3倍左右。1890年以后，由于中国土产鸦片数量急剧增加，对于印度鸦片多少起了一定抵制作用，进口的鸦片数量有所减少，但平均每年仍在5万担上下[4]。
    1859年，清廷重新颁布鸦片章程条例，除了保留禁止官兵太监吸食鸦片条目外，其它内容一概删去，以往对于种植罂粟处以极刑的条款自然废止。种植罂粟于是可以公开进行。光绪初年，李鸿章等人公开鼓吹种植罂粟，抵制外来鸦片，以减少白银外流，增加财政收入。这种饮鸩止渴的愚蠢方案居然得到一批有识之士的赞同[5]。由于得到了政府的鼓励，罂粟种植面积越来越大，鸦片产量越来越高。马士估计1900年中国的土产鸦片有376000担[6]。国际鸦片委员会估计1906年土产鸦片有584800担[7]，相当于当年进口鸦片的11倍。而清廷户部估计的数字大得更加惊人，“种烟之地约计五六十万顷，产土近四百万石”[8]。
    随着入口和土产鸦片数量的激增，鸦片价格有所下跌，加之遍布城乡的大小烟店为吸食者提供了便利条件，吸食鸦片人数激增，遍及社会各阶层。有的省区不仅成年男子大多染上烟瘾，就连妇女儿童也不能幸免。例如，山西“病在自种自吸，无地不种，驯至无人不吸，取携甚便，祸延妇孺，穷苦力作之民传染殆遍”[9]。有人推算四川的吸食者约占该省总人口的27%[10]。军队吸食鸦片的风气更为普遍，成都驻军的吸食者“不仅十分之五六”。除了这数以千万计的鸦片吸食者外，何况还有大批吞服吗啡、海洛因的患者。一言以蔽之，20世纪初年的毒害已经达到人类史上最严重程度。清廷对于鸦片毒害的程度是十分清楚的，也承认以土药抵制洋药政策的失败。1905年的户部奏折说：“窃自洋药之毒已深，土药之禁已弛，始图抵制，终至泛滥，内而年增数千百万无形这惰废，外而年铄数千百万立罄之脂膏，国计民生两受其害。故中西智土咸谓中国欲为自强计，为致富计，均非禁烟不可，然一禁则百难毕集”[11]。这里强调的“百难毕集”的最大两道难题是，对于洋药不敢禁，对于土药不愿禁。经过洋人的多次打击，清政府表示完全驯服，正在起劲地标榜“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因而不敢主动禁烟。之所以不愿禁，是因为土药洋药税捐已经成为王朝财政的重要入项，每年高达一千多万两银。在国库十分空虚之时，放弃鸦片税捐，岂不等于自杀！
    20世纪初年，不甘心受奴役受压迫的中国知识分子，感受到列强瓜分中国的现实危机，希望从痛苦中崛起和超越，当他们目睹了日本作为一个落后的亚洲国家迅速崛起战胜沙俄的事实，许多人认为民族主义是国家强盛之本，试图用民族主义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在研究中国衰败的原因时，他们一方面指出封建专制制度是国家落后的政治根源，同时认真分析了文化的社会的因素，认为中国衰败与鸦片有很大关系。“举天下群趋于萎靡而无勇往直前之慨，皆鸦片阶这厉也”[12]。不禁烟，开矿没有用，练兵也没有用。他们对比说：“日人烟禁最严，故国势蒸蒸日上；华人吃烟者多，故国势日弱”[13]。中国存亡实以鸦片烟能否驱除为断。救中国之亡不能不驱除鸦片，不驱除鸦片不能救中国之亡！
    在澳大利亚，人们集会演说，痛陈鸦片危害，纷纷递书请愿，要求禁止鸦片贸易。在暹罗，因沾染烟瘾者日众，政府严令禁烟，“以冀除烟毒而免后患”[14]。其它鸦片受害国也都一致谴责鸦片贸易，纷纷厘订章程条例，禁止鸦片输入和传播。印度是鸦片受益国，但印度人民对于鸦片产销也深表不满，“有识之士莫不以贩烟为非理”[15]。
    同样，英国人民反对鸦片贸易的斗争自从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展开以来，就没有停息过。英国的人道主义者、归国的传教士和工商业资产者出于各种动机，曾多次掀起反对鸦片贸易运动。他们认为把鸦片强行输入中国，不仅违犯了中国的法令，破坏了中国的市场，而且使英国人的道德和宗教感情遭到了蹂躏。19世纪英国人民反对鸦片贸易的斗争，尽管没有改变英国政府强行维持鸦片贸易的政策，但通过一次次激烈的议会辩论，总是把英国政府置于很难堪的境地，使历届政府首脑不敢无视公众舆论，不敢公开承认其维持鸦片贸易的立场。20世纪初年，英国人民反对鸦片贸易的运动出现新的高潮。英国力除鸦片贸易会的会员多次集会，发表演说，抗议政府的鸦片政策。明确指出，中国被迫接受鸦片是英国武力压迫的结果，印度农民种植罂粟也是英国压力造成的，中国政府采取饮鸩止渴的方法鼓励农民种植鸦片，其责任也应当由英国政府来承担，英国维持毒品贸易是可耻的。他们强烈要求英国政府停止鸦片贸易，向中国赔礼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