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炮台与堡垒的建筑必须科学化，能够经得起铁甲船大炮的轰击。/凡守台之炮与炮手所立之处当用铁甲作炮房，其炮房宜在沙垒之中，显露之面须极小/炮房之前面各处应与敌炮之弹路成若干度交角，而不可成正角，则弹子打来之时，或能遇斜而偏行凡垒中之炮不可排列太密等等。[4]（卷4，p8）
    其四，就如何设置内河障碍物，制造和布置水雷，有效拦阻和延缓敌船进入内河，保护海港海口，列举了大量事实，为军事工程学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
    总之，这本书主要讨论了美国南北战争防守一方/所悟得之各种新理新法，其所设之理大半为抵御当时所谓天下最雄猛之铁甲兵船。[4]（卷1，p5）这些海防观念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此书的撰写、印行，正是铁甲兵船开始称雄海洋的时代。铁甲兵船可以抵御火炮攻击的优越性，在当时引起各国军事家、政治家的注目，或者积极研制，或者筹款购买，或者为了争夺海洋利益，或者为了自身的安全，各个滨海国家都在寻找装备和对付铁甲船的方案。19世纪70年代初期，中国水师正处于海防积弱时期，铁甲恐惧症在日军侵台时表现得最为明显。希理哈《防海新论》重要影响，正好成为中国海防建设的理论来源。这可以从1874年冬天到1875年春天关于海防讨论的奏折中看出来，在参与讨论的十几名督抚大员中，就有5人直接引证《防海新论》的基本观点。如果详绎各个奏折内容，可以感到还有一些官员不同程度受到了该书的影响。
    直隶总督李鸿章负有海防职责，他认为中国面对的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路关隘，不足限制”。面临如此数千年之变局，非训练装备精良的军队，不足以应付时局。他在奏折中援引希理哈的观点说明水陆海防军队的布防均应重点设防。“查布国《防海新论》有云：凡与滨海各国战争者，若将本国所有兵船，径往守住敌国各海口，不容其船出入，则为防守本国海岸之上策。其次莫如自守。如沿海数千里，敌船处处可到。若处处设防，以全力散布于甚大之地面，兵分力单，一处受敌，全局失势。故必聚积精锐，止保护紧要数处，即可固守等语。所论极为精切。中国兵船甚少，岂能往堵敌国海口，上策固办不到。欲求自守，亦非易言。自奉天至广东沿海袤延万里，口岸林立。若必处处宿以重兵，所费浩繁，力既不给，势必大溃。惟有分别缓急，择尤为紧要之处，如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是为最要。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是为次要。盖京畿为天下根本，长江为财赋奥区。但能守此最要次要地方，其余各省海口边境略为布置，即有挫失，于大局尚无甚碍。道光二十一年夷船入长江而全局始震，咸丰十年夷兵犯津通，而根本遂危，彼族实能觇我要害，制我命脉。而我所以失事者，由于散漫设防，东援西调，未将全力聚于紧要数处。今议防海，则必鉴前辙，揣敌情。”[5]（p20）21）李鸿章的这些看法是正确的，这既是对中国第一、二次鸦片战争失败教训的认真总结，又是对外国海防理论学习探讨的结果。
    李鸿章也接受了前述希理哈关于/定而不动与/挪移泛应两种海防方案的观点。他这样说：/其防之法，大要分为两端，一为守定不动之法，如口内炮台壁垒格外坚固，须能抵御敌船大炮之弹，而炮台所用炮位，须能击破铁甲船。又必有守口巨炮铁船设法阻挡，水路必藏伏水雷等器。一为挪移泛应之法，在兵船与陆军多而且精，随时游击，可以防敌兵沿海登岸。是外海水师铁甲船与守口大炮铁船皆断不可少之物矣。[5]（p22）
    李鸿章对于水雷的认识明显来之于《防海新论》第12卷至第17卷，他指出：/至水雷一项，轰船破敌最猛。从前南北花旗之战，南兵获水雷力居多。，其法分为两类：一为定而不动之水雷，或连于木椿木排之间，或用锚定其方位，使沉水中；或陆地城堡被攻时，于缺口要路安置，此专为自守而设。一为能行动之水雷，或浮水面顺风力飘动，或用机器自行，或于铁船首伸出长竿置之，或专作拖带水雷之船，此可为攻敌之用。近来格致之学日精，水雷之法亦日精，多以镪水触物、磨物及电线发火。其触而发火比用法点放者尤佳。用药仅五六十磅，无论何种兵船，皆可轰破其底。[5]（p19）
    两江总督李宗羲在讨论海防问题时认为外国/火器不足恃，也从希理哈的著作中寻找资料。他说：/西洋火器日新月异，叠出不穷，今日之所谓巧，即后日之所谓拙。论中国自强之策，决非专恃火器所能制胜。观西人所著《防海新论》备言南北花旗交战之事，虽有极善之炮台，极猛极多之大炮，只能击坏一二敌船，并不能禁其来去，如是火器之不足深恃，可谓明证。然而风会所趋，其不能不相随转移者，他也不得不购买了若干西方武器，用于军队训练和仿造。[5]（p4）
    江西巡抚刘坤一也阅读了《防海新论》这本书，向朝廷专门推荐说：/臣尝见布国希理哈所撰《防海新论》一册，于海口岸上如何筑炮台，水中如何设拦阻之物，言之甚详。并称水中无物拦阻，即岸上之炮台林立，亦不足以抵御兵船。而于水中拦阻之物，除各样水雷外，别法尚多，均经绘图注说。且述南北花旗交兵之时，某处以某物制胜，某处以某物取败，历历有据。今中国于各海口筹防，似可采择是书，或者不无裨益。[5]（p24）山东巡抚丁宝桢以诛慈禧太后宠信太监安得海名于时，他对海防建设也颇为关心，曾熟读希理哈《防海新论》。1875年他在筹办海防奏折中论及旧式艇船是否全行裁撤问题时指出：/旧式艇船原不及轮船。然亦不可不相间互用。盖轮船遇大洋深水迅驶，自足见长；若遇浅水胶舟，或附近岛屿窄隘之处，有艇船旁出以扰之，出没无常以牵制之，亦可助轮船、炮台之力。近阅西人《防海新论》，知其用轮船与铁甲船亦须参用舢板。至其田鸡炮船极为得力，然细观其战攻时，该船所至之处，须用轮船拖带，则此项炮船亦非轮船可知。[6]（p35）关于炮台的建筑，他更是充分使用了希理哈的观点。/惟炮台则断不可不修，臣阅丁日昌所筹极合机宜。盖沿海城池险隘，非得炮台为犄角，一经大炮远轰，则万不能守。但此时修筑炮台，非仅如寻常守备，叠土累石，随便据险为之，遂谓可资捍御也。必须得熟悉海疆形势，精通地道，深明算法，而又能周知外洋攻战机宜之人，或乘舟历险，或登山涉隘，远测近观，以定台基。台基既定，然后讲求筑之之法，方圆斜正一一精审，务使彼船之炮，不能遽伤我之台。我台之炮可以远及彼之船。斯筑一台始得一台之用，不致虚糜。[6]（p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