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任江苏巡抚丁日昌长期参与洋务活动，对于海防尤为关心，于1874年秋天草拟/海洋水师章程六条，勾画了中国海防建设的草图。一是“外海水师专用大兵轮”。在他看来，外海水师以火轮船为第一利器，尤以大兵轮船为第一利器。/海上争锋纵有百号之艇船，不敌一号之大兵轮船。盖内海剿盗，则非炮船不为功；外海剿盗，则非轮船不为功。“建议购买美国大兵轮船若干艘，裁撤沿海所有艇船”。因为裁50艘艇船之费，可养一艘大兵轮船。裁撤50只舢板可以养一艘炮船。二是/“沿海择要修筑炮台”。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沿海炮台悉经毁损。许多人误以为炮台不足恃，而不知中国炮台修筑方式有问题。他主张仿造西方炮台，/与沿海水师轮船相为表里，奇正互用，则滨海有长城之势。三是“选练陆兵”。他主张编练一支10万人的水陆两栖部队，优给军饷，申明军法，半年在陆，半年在海，以备缓急之用。四是“沿海地方官宜精择仁廉干练之员”。即为沿海老百姓选拔廉洁能干的官员，使沿海社会政治保持稳定。五是“北、东、南三洋联为一气”。他认为中国沿海五千余里，海防安全联系在一起，应分别在天津、吴淞与南澳设立三个水师提督衙门，分防北洋、东洋与南洋。/每洋各设大兵轮船六号，根钵轮船十号。三洋提督，半年会哨一次。无事则以运漕，有事则以捕盗。六是“精设机器局”。他认为水师与制造相互表里，不可偏废。每洋各设一个机器局，每一机器局分为三厂：一厂制造轮船，一厂制造枪炮，一厂制造耕织机器。这些建议反映出，丁日昌认真总结了第一、二次鸦片战争失败的经验教训，要求扩充海上力量，建立近代化的强大海军，采取包括派遣舰队袭扰敌国海口等机动作战方式，有效控制中国海防安全。[7]（卷97，p24）27）
    这一章程是当时最具体的海防建设方案，总理衙门认为这六条与该衙门筹备海防折的内容相近而更加具体，请求发给沿海沿江将军、督抚讨论。同时，将总理衙门筹办海防折也交给丁日昌筹议复奏。丁氏因此又按总理衙门的要求写成《海防条议》。在这个条议中，他更加详细地分析了中国海防形势，指出，现有水师习于安泊内港，不能驰骋外洋，所用艇船旧炮，即使严加精练，也无法与装备铁甲船、轮船的敌方舰队对抗。建议购买铁甲兵船，制造更多的轮船，训练十万海防精兵，以取代现有数十万弱卒。他特别重视铁甲船的机动作战的威力，谓中国至少需要大小铁甲船30只，才能满足防守海口和保护海外贸易的需要，万一有敌衅，急以铁甲船封锁敌方海口，使不得出为上策。他列举了近代世界海战史上的三个著名战例：一是1863年开始的克里米亚战争，英、法联军派出大批海军封锁了黑海海口；二是1861年爆发的美国南北战争，/北花旗即将所有兵船驶往南花旗各个海口，全行堵塞，俾不得乞援邻国，购炮办战械；三是1870年展开的普法战争，/布人自闻法国动兵，即将通国劲旅先堵礼吴海口。在他看来，这三次战争的胜利者的胜利都是因为用海军封锁了对方的海口，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和制海权而取得的。他接着总结了中国在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失败的沉痛教训，认为清军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缺乏一支可以机动作战的海军舰队，结果处处被动挨打。/即如中外用武以来，兵非不多，饷非不足，然彼族不过数千人，今日扰粤，而粤之全省疲于奔命矣。明日扰闽，而闽之全省疲于奔命矣。我则备多力分，彼则择瑕而蹈，是皆未练重兵，屯扎要口，处处设防之弊，故今日择要练兵，以备攻剿尾击之用，尤不可须臾缓矣。[8]（p92）
    这一海防思想如同前述李鸿章的基本观点一样，显然来之希理哈的著作。反对者根本不懂这一海权战略意义，反而讥笑其为/童稚之见，激烈批评说：/丁日昌谓一有敌衅，急以铁甲船堵彼海口，使不得出。直童稚之见。何谓上策乎？重洋远不易至，敌在我境，而以平日所恃以设防者，去而之他可乎9]（p503）
    上面我们具体考察了希理哈《防海新论》对清廷高级官员的影响。现在人们公认，相比而言，李鸿章、丁日昌、丁宝桢等人在当时提出的海防计划是可行的，也是比较先进的。而这些人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希理哈的观点。此次海防讨论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抛弃了传统的所谓军队星罗棋布周密布防的海防思想，树立了集中驻守、重点布防和机动作战的海防观念。根据这些情况可以推想，此次海防政策讨论如果不受西北边疆战事的影响，中国的海防建设将会有一个新的起点。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时，提出了西线/停兵移饷的荒谬建议，遭到各方面的激烈反对，顽固守旧势力乘此机会极力诋毁其海防计划，使海防政策讨论在重大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清廷当时选择了海防与塞防并重的方针。于1875年《月发布谕令，令北洋大臣李鸿章、南洋大臣沈葆桢主持海防事宜。尽管这项决定是正确的，但从下面这道事关海防全局的谕令中可以看到，李鸿章、丁日昌等人的积极海防计划被打了很大的折扣
    本来按照李鸿章、丁日昌等人提出的计划，要求清廷卧薪尝胆，积极振作，努力在沿海陆路训练一支十万人的精兵，采取集中布防的方针，并在扼要地方建筑西洋式的炮台堡垒，修筑铁路以备快速运输支援部队，装设有线电报加强通讯联络以利指挥；在水域建立北、中、南三支舰队，通过购买或制造使每支舰队至少装备2艘铁甲船、14艘轮船，合计最低需要48艘。三洋水师平时担负巡逻、护漕任务，战时如常山之蛇，首尾互相呼应，能够在海上拦阻敌船侵扰活动，能够在海外保护华人利益。为了建立一支海防精兵，每年应在国库中拨出固定的经费，同时应建立新的海防人才培养、选拔、激励制度。
    而谕令则是，/所有练军、设局及招致海岛华人诸议，统归该大臣等择要筹办。其如何巡历各海口，随宜布置及提拨饷需，整顿诸税之处，均著悉心经理。至铁甲船需费过巨，著李鸿章、沈葆桢酌度情形，如实利于用，即先购一两只。开采煤铁事宜，著照李鸿章、沈葆桢所请，先在磁州、台湾试办。出使各国及通晓洋务人才，并著李鸿章、沈葆桢保奏。[10]（p7《）这道谕令虽然给予李鸿章、沈葆桢可以便宜行事的某些权力，却明显缺乏筹办海防的统一指挥权和明确的规划；虽然在某些方面允许李鸿章、沈葆桢可以/择要筹办，而于铁甲船的购买则是明确加以限制。在经费方面，后来虽曾规定每年从关税中拨出白银400万两用于海防建设，而实际上每年到位的很少。据研究，到1877年后期李鸿章只收到总数不足二百万两[11]（p284）。由于缺乏统一的指挥和明确的计划，可以预计，结果是一场混乱的海防建设。若干年之后，在沿海出现了四支互不统属的小型舰队，北洋和南洋通商大臣各领一支，福州船政局统带一支，两广总督也统带一支。此外在沿海和长江还有一些旧式水师。这些舰队的武器、船只和训练不仅在地区与地区之间迥然不同，甚至在一个系统内也各吹各的号。清廷的因循守旧，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以及复杂的派系斗争，使其再次失去整顿海防的大好时机，中法战争将再次提出严重警告。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德国人希理哈的《防海新论》作为总结美国南北内战时期海防斗争的著作，于19世纪70年代初期通过著名传教士傅兰雅和中国学者华衡芳的密切合作译介到了中国。这可能是近代输入中国的第一本外国军事理论著作。由于这本著作所探讨的内容，正是中国海防建设的现实需要，故引起清廷一部分官员的高度重视，他们在1874年的海防大讨论中，一方面吸取了中国第一、二次鸦片战争中国被动挨打的教训，一方面接受了希理哈的观点，在海防讨论中提出了比较先进的海防建设计划。此次海防讨论最重要的成果是抛弃了传统的所谓军队星罗棋布周密布防的海防思想，树立了集中驻守、重点布防和机动作战的海防观念。但是，由于这次讨论各种观念纵横交错，最终未能达成共识。清廷因循守旧，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李鸿章等人提出的海防计划未能坚决贯彻执行，中国再一次失去整顿海防的机会。虽然如此，我们仍应肯定希理哈《防海新论》译介到中国后所产生的军事文化交流作用。李鸿章、丁日昌等人在日后的海防建设中仍起着重要领导作用，所以希理哈的海防理论必然产生着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