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12月底，列强态度明显转趋缓和，除法舰和葡舰先已离开广州外，31日美国驻广州 总领事詹金斯（Douglas Jenkins）亦下令驱逐舰离开广州港域。1924年1月初，美公使舒 尔曼借口赴滇，顺道来粤“调停”，关余事件开始有了转机。这时孙中山正在广州积极 进行党的改组工作，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尤正在大力进行筹备之中，公使团颇有调和之 意，孙中山也不愿树敌太多，影响革命事业的进展，因此也同意透过交涉途径，解决争 端。
    舒尔曼于1月5日搭乘“墨黎纳”号自香港抵广州，与该处领事团及各国海军官员会议 ，讨论粤海关问题。出席者计有领袖领事英领真密孙、美领詹金斯、法领波维（M.Beauvais）、日领天羽英二、美海军提督罗连臣（Captain Lannon）、美馆海军参赞陈尼 上校（Colonel Cheney）、英国舰队司令宾逊大将、英舰麦那里亚号管带李文生爵士（Lord Livingstone）、法舰克拉尼号管带海军提督费洛扎等人。美使秉承美政府宗旨而 行事，采取稳健和平的立场，发言异常慎重，认为继续以炮舰威胁，并非良策（注：王 聿均：《舒尔曼在华外交活动初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期，1969 年8月，第293、296页。）。
    1月6日舒尔曼由伍朝枢、詹金斯及诺曼（Robert Norman，孙中山的政治顾问）陪同，晋 见孙中山，倾谈近两小时。关于谈话的内容，孙中山未曾有直接的言论发表，伍朝枢则 曾对新闻记者发表过谈话，舒尔曼、詹金斯等曾对柯立芝总统提出报告，舒氏本人也曾 对英文《京津泰晤士报》记者发表过谈话，林百克在《孙逸仙传记》一书中，也有所记 述，其中以伍朝枢的谈话最为具体：“关余案前经驻京美使舒尔曼来粤，提出调解意见 。首先与余晤面，谓将向外交团提议，将广东应得关余，拨作治河经费，庶使各方均能 保持面子。余曾答以广州政府，曾有公文发表，声明决不将关余供军用，而以该款应治 河办学校之需；今贵使提议，正为原订计划之一部，自可赞同。……次日，偕舒氏往谒 中山先生，谈及兹案，其初颇不投契。至后中山先生对舒尔曼意见，已表示赞同，惟于 交款办法，则未之讨论。美使退出后，余向彼声明：中山先生在适间，系在主义上承认 贵使之意见，至实行手续，则仍应依照昨日所议办理。”
    伍氏在谈话中提及，孙中山在与舒尔曼谈话时，“其初颇不投契”，舒尔曼本人亦证 实此事。他曾向柯立芝总统报告：“两小时谈话的前十五分钟，孙氏对我谈起世界上压 迫者与被压迫者-中、俄、德、印度等-之间的冲突，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 未来关系等，简直像一个疯狂的人”。在对《京津泰晤士报》记者谈话时，舒尔曼亦称 “重申尚无承认军政府之机会，孙先生意颇不悦”。据林百克记述，孙中山曾问舒尔曼 ：“美国是否诚意愿为中国之至友”；并谓：“如美国欲对中国表示真正之友谊，应先 归还上海、汉口之所谓美租界，以为诚意之保证”。据舒尔曼透露，孙中山亦提及“由 美国人出面赞助，以便中国各方首领可以召集会议，以谋中国之和平”的建议。但舒尔 曼并未重视此一建议，他甚至未曾向国务院提出较为详细的报告，而詹金斯总领事则讥 评孙中山此一提议为“完全不切实际”，“因为孙先生只管辖极小一部分的领土，根本 没法使得北方强而有力的军事首领接受他所提的任何措施”（注：李云汉：《中山先生 护法时期的对美交涉（1917～1923）》，收入《中华民国史料中心十周年纪念论文集》， 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9年，第345、246、346、366～367页。）。
    美国公使舒尔曼的广州之行，并未能消除孙中山对美国政策的不满。惟关余问题，确 由于他的折衷建议终于获致暂时的和平解决。4月1日，北京公使团作出决定，同意将粤 海关关余拨付广州政府。同日，停泊在广州港的外国军舰也陆续开始撤走。6月19日， 北京政府命令安格联拨粤海关关余充作西江疏浚费用，孙中山即派林森为广东水利督办 。这样，围绕着关余问题而展开的漫长交涉，实际上是以广州政府的胜利而告终。这一 胜利，不仅纾解了广州政府的经济困难，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列强炮舰政策在中国的 第一次失败。因此，它对南方政府今后的反帝国主义侵略和废除不平等条约斗争，有着 重要的鼓舞和启示作用（注：王建朗：《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江西人民出版 社，2000年，第137～138、143页。）。
    三、孙中山北伐与美国
    孙中山一生，为了讨伐北方军阀，追求统一全国的目标，前后曾发动两次北伐。第一 次自1921年12月抵桂林设大本营，迄于1922年4月，因陈炯明在广州之掣肘而返旆；5月 再于韶关誓师，至6月16日复有陈炯明之叛变，攻击总统府之事件，至8月间孙中山不得 已而离粤，两者统计历时八个月。第二次于1924年9月，移大本营于韶关，随之分向赣 、湘出发，至12月谭延闿湘军在江西之被迫后撤，历时约四个月（注：吕实强：《孙中 山之两次北伐》，《北伐统一六十周年学术讨论集》，1988年，第166页。）。
    1922年4月中旬，孙中山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访问，指出：“广东合法政府北 伐之目的，不在中国北方人民，而在日本及为日本外府之北廷。……推原北廷之所以能 存立者，良由列强各国之承认。倘各国否认之，中国即能统一于民意合法政府之下，然 后解散无用之军队，整理财政，禁止贿赂，则国库充裕，外债即可清偿。故列强多承认 北廷一日，即多重苦中国人民一日，亦即中国真正民治之政府，不能早现一日。美国自 来对于中国毫无攫取土地之野心，亦未利用中国衰弱以营私利，故今日否认北廷，当然 事也”（注：孙中山：《推翻帝国主义实现中国真正民治政府》，《国父全集》，第二 册，第550页；《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1441页。）。
    孙中山认为“美国素重感情，主持人道”，美国的领袖地位足以左右他国，又得中国 人民信任，所以希望美国协助中国抵拒日本、整理财政，更希望美国出面召集会议，协 助中国解决问题。
    孙中山北伐，对美国所提出的第一件外交诉求，便是向美国要求撤销对北京的承认。 在华盛顿会议期间，孙中山的驻美代表马素曾将广州政府的提案，分发给各国首席代表 ，并再一次要求列强撤销对北京政府的承认，但美国国务院始终没有理会（注：吴翎君 ：《美国与中国政治（1917～1928）-以南北分裂政局为中心的探讨》，台北，东大图书 公司，1996年，第112、119～129、112、124页。）。伍廷芳甚至向美国要求，“若不能 撤销对北京的承认，是否可允不干涉，使双方作一决战”。中国内战是美国最不愿见之 事，美国最大的希望在南北达成和议，使国际银行团能充分作业，此即女史家柏格（Dorothy Borg）所称的“华盛顿模式”（Washington formula）（注：王纲领：《欧战时期 的美国对华政策》，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第215～217、2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