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第一次北伐，因未获陈炯明的支持，不久即撤兵。消息传到华盛顿，国务卿 许士大喜过望，即刻报告哈定总统。盖国务院认为孙中山乃中国统一之障碍也。美国公 使舒尔曼对孙中山和陈炯明有不同的评价，他认为“孙中山一心想扩充那朝不保夕的政 府，是有野心的军人”。而陈炯明和他的同僚，“则反对为扩充武力，而压榨广东人民 的生命财产”（注：吴翎君：《美国与中国政治（1917～1928）-以南北分裂政局为中心 的探讨》，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第112、119～129、112、124页。）。
    广州政府所展开的北伐军事行动，因不获陈炯明的支持，湖南战事受挫。孙中山告诉 当时正在广州访问的美国助理军事参赞弗隆（Wallace C.Philoon），陈炯明因不支持北 伐而遭解职处分。舒尔曼于5月20日向国务院报告，陈述孙、陈之间的冲突，并分析南 北之间的情势，认为直奉战事已近尾声，奉系惨败，且直系的吴佩孚与陈炯明之间已达 成某种妥协，北伐无望。据广州政府外交委员会表示，南方派等待吴佩孚开出和平条件 ，如果符合要求，准备说服孙中山接受。如果胜利的吴佩孚致力于宪法政府之完成及中 国统一之工作，孙中山则准备和北方和谈。舒尔曼估量中国政情愈来愈乐观，但问题在 于中国能否把握住这一机会。他觉得“孙中山不可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注： 吴翎君：《美国与中国政治（1917～1928）-以南北分裂政局为中心的探讨》，台北，东 大图书公司，1996年，第112、119～129、112、124页。）。
    同年6月16日，陈炯明部炮轰观音山总统府，孙中山脱险后避难于永丰舰，继续指挥陆 军与叛军对抗。广州副领事休斯顿当日即向国务院报告此事。不久，休斯顿登舰访问孙 中山，并劝孙中山下野。他在给国务院的电报中，提到广州政府外交总长伍廷芳于21日 交出广东省长印信，22日陈炯明被推为广东临时省长，包括伍廷芳及广东海军都一再要 求孙下野。23日，休斯顿向驻华公使舒尔曼发出急电称，孙中山暗示如能有尊严的退路 ，愿意离粤，希望领事团能从中斡旋，因为据了解英国驻广州总领事有意调停，美国是 否愿意加入，颇令人瞩目。舒尔曼的答复是：“美国驻广州的领事馆，既不可从中斡旋 ，也不应该提供良好的帮助”。舒尔曼同时向国务院说明了这项决定的理由，他认为“ 孙中山是中国重新统一的显著障碍”。“现在别无他法，只有清除孙中山，非胜即败， 如果陈炯明没有收拾孙中山，似乎留待北京政府来完成”。他向国务院建议说：“外国 的调停，只会壮大孙中山的威望，并确保孙将来的声誉”。美国国务院于6月26日答复 ：“国务院不赞成广州总领事馆参加任何调停计划，你在这方面的意见，国务院无条件 同意”（注：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Schurman,FRUS,1922,vol.Ⅰ，pp.725 ；吴翎君：《美国与中国政治（1917～1928）-以南北分裂政局为中心的探讨》，台北， 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第122～123页。）。换言之，从舒尔曼到国务院，都不赞成美 国出面调停，“为孙逸仙安排一个光荣的退路”。
    6月25日，孙中山的美国顾问诺曼前往拜会休斯顿，讨论取得前往上海的安全保证，但 美领事馆未曾给予协助。至8月9日，孙中山以北伐军回师失利，决定离粤赴港，他希望 美国能够提供他赴港的交通工具，派那文和女婿戴恩赛，分别向美国驻广州领事和白鹅 潭上的美国军舰洽商乘舰离粤事宜（注：莫世祥：《护法运动史》，台北稻禾出版社，1 991年，第223页。）。但广州领事已奉驻华公使与国务院之命，不得参与调停孙、陈战 事，因而拒绝孙中山的请求。最后还是英国领事馆派“摩汉号”（Moorhen）炮舰相送， 孙中山与蒋中正、陈策等人才顺利抵港，换乘“俄国皇后号”（Empress of Russia）去 沪。
    美国政府始终认为孙中山是中国统一的最大障碍，而陈炯明事变有利于中国的统一。 舒尔曼更由此认定，孙中山不可能东山再起，但他很快会发现这种看法，恐怕是一项严 重的错误。孙中山于8月14日抵达上海后，各团体代表在吴淞口岸欢迎者约数千人，连 日飓风骤雨，鹄立江岸不倦（注：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 年，下册，第1343、1492页。）。翌日，孙中山发表《宣布粤变颠末表示统一意见宣言 》，提出了新的号召：主张合法国会自由行使职权，实施兵工计划，发展实业，尊重自 治，以和平方法促成统一，讨伐叛国祸首陈炯明（注：孙中山：《宣布粤变颠末表示统 一意见宣言》，《国父全集》，第二册，第97～99页。）。他并且先后派员分赴北方及 西部与各派联络，直、皖、奉、黎等集团也都派代表至沪相商。党务方面，则召集张继 等53人举行会议，力谋改进，对外交涉--尤其是对俄交涉，已在秘密中展开。不管从 任何角度看，孙中山在沪比在粤时更能控制全盘形势，他简直不是一个已被推翻的失败 者，而是各方仰望的一个中心人物（注：李云汉：《中山先生护法时期的对美交涉（1917 ～1923）》，收入《中华民国史料中心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 心，1979年，第351页。）。
    8月16日，上海美商《大陆报》（The China Press）刊出孙中山慷慨激昂的对外宣言， 表明了他为建立南方政权以坚持宪政民主的努力，并且严正谴责北方军阀的黩武主义和 陈炯明的叛变（注：吴翎君：《美国与中国政治（1917～1928）-以南北分裂政局为中心 的探讨》，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第112、119～129、112、124页。）。孙中山 一时之间，不但成为媒体报导的焦点，更成为中国政局注目的中心。诚如《纽约时报》 刊出了合众社发自上海的报导所说：“孙已成为各派人士在上海集会的中心关键人物； 他的住所已变成各方面意见并不一致的政治领袖们的‘麦加’--人心归向的所在，许 多宴会在举行着，而政治却是这些宴会中的主菜”。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官员们看到 这种情形，非常吃惊，总领事克宁汉（Edwin Cunningham）于8月22日向国务院报告说： “在南方失败了，孙逸仙现在却变成比任南方政府首领时更具全国性格的人物。很多北 方的著名军人与民政首长，都来寻求孙先生的支持”（注：李云汉：《中山先生护法时 期的对美交涉（1917～1923）》，收入《中华民国史料中心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台北中 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9年，第351页。）。克宁汉从孙中山受欢迎人数之多，拜访者 之频繁，甚至得出“此人极有影响力”、“孙中山是个可信赖的政治家”的结论（注： 王纲领：《欧战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第218页；吴翎君： 《美国与中国政治（1917～1928）-以南北分裂政局为中心的探讨》，台北，东大图书公 司，1996年，第124页。）。
    遗憾的是，不论上海总领事的报告或《纽约时报》的报导，终究无法绝对影响美国国 务院对华政策之转向。即使在1923年2月孙中山重返广州，续行大元帅职权，甚至成立 合法政府之后，美国政府对孙中山以及广州政府仍不改以往的冷漠态度，关余的交涉便 是最佳的例子。
    自广州政府建立之后，孙中山一如革命之初，不独精神上深受美法革命自由独立精神 的影响，制度上亦“实以美国为模范”，而我“华人亦信任美国”，认为“美国是中国 真正的朋友”，故对美国抱持热切期待，积极拓展联美外交，一次又一次地呼吁美国政 府施予援手，出而主持公道，然而在孙中山晚年，从威尔逊、哈定到柯立芝这三位前后 主政的美国总统，所给予中国革命领袖的，却是不睬不理，甚至鄙视，始终未能叩开美 国的外交大门，真是“我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孙中山在广东的外交，需要走出去；他的北伐，需要争取国际支持。在一连串对美交 涉不受重视，备遭冷遇，对美国从希望到失望乃至绝望之后，孙中山的革命不得不采取 “以俄为师”的联俄政策。此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