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在这样的起点上，我们才可以把献帝以来君位传承之际的种种波澜和事件，放到传子制的建立亦即专制君权逐渐形成的过程中来加以认识和评价；（注：如神元帝末年之事变而身死，如果仅仅归因于西晋护乌桓校尉卫雚借附于拓跋部之汉人卫操和乌桓王库贤而施离间之计，那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晋人用间的得逞，是以拓跋君长和各部大人本已围绕传子制而尖锐矛盾为其前提的。）才可以较为完整地解读《序纪》所载献帝以来的有关世事，包括那个著名的“天女传说”；因而也才可以拉出献帝以来君位传承从推举制转为传子制，经重重波澜至章帝以来进入父子相继在兄弟相及中曲折发展的阶段，再到昭成帝以来传子制方渐稳定而并未巩固的完整线索；并使从属于此的各种头绪，包括母、后之族介入和影响君位传承过程的头绪在内，真正与“拓跋部向专制皇权国家发展的主线索”紧密地啮合到一起。
    二是结构问题。在考虑拓跋部专制皇权逐渐形成和族际关系不断融合这两大主题时，后族问题和乌桓问题，确是相互关联而极具影响的重大因素，这也正是田先生此番研究洞察幽微之所在。那么这些因素是处于一个怎样的结构中，又怎样来评价其作用和地位呢？
    据《魏书·序纪》和《官氏志》所载，献帝“七分国人，使诸兄弟各摄领之”而传子诘汾，以帝室拓跋氏为首的部落联盟，不仅形成了七加一（稍又扩展为九加一）部的核心或中坚，形成了七部和九部共奉拓跋氏子孙为其君长的格局，而且也明显地变革了各部原来的大人推举和统领体制，这无疑是拓跋部为首的部落联盟结构的一次重大转折。（注：姚薇元先生《北朝胡姓考》（中华书局1962年版）内篇第一《宗族十姓》以为八姓之纥骨氏、十姓之乙旃氏皆属高车之部落。此或献帝任檀石槐联盟之“西部大人”前后依附拓跋氏之部，从而透露了献帝“七分国人”之前，以拓跋氏为首的联盟构成之况。因而献帝以兄摄领纥骨氏，以叔父之胤摄邻乙旃氏，自必改变了这两个高车部落原来的大人推举制，同时也表明“七分国人”之举，确为各部融入“国姓”，联盟进一步巩固的过程。）在此基础上，神元帝以来先后聚散于这个联盟，或发生过一定附属关系的“内入诸姓”和“四方诸姓”，又分别构成了联盟的一般或外围成员。（注：马长寿先生《乌桓与鲜卑》第四章《拓跋鲜卑》二《拓跋部和以拓跋部为中心的部落联盟之形成》，兼采姚薇元先生《北朝胡姓考》的有关研究，述神元帝时七十五个内入诸姓族源可考者三十一，属匈奴者六，属丁零包括高车者六，属柔然者三，属乌桓及东部鲜卑者九，属其余东西各族姓氏者七。这反映了拓跋部为首的联盟在族属上的一种更为具体的构成状态。）这样一个构成状况，直接就是道武帝建国以前拓跋部族际关系的基本结构。而当时情势下，既然是族际关系的基本结构，也就不能不是决定各重大事件和政治过程的基本结构。故神元帝后不久，其相关内容已被时人概括为“旧人”和“新人”之间的关连。（注：见《魏书·穆帝长子六修传》及《卫操传》附《卫雄传》。《资治通鉴》卷八九《晋纪十一》孝愍帝建兴四年述六修事胡注云：“旧人，索头部人也；新人，晋人及乌桓人也。”盖从《卫雄传》概括而来。）所谓“旧人”亦称“国人”，指拓跋部人，献帝以来自然是指宗室十姓成员，而“新人”则指“乌桓”和“晋人”。由于“乌桓”在当时也是来附“诸方杂人”非鲜卑者的泛称，故旧人与新人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就是宗室十姓与来附各部和汉人之间的关系；如果把帝室拓跋氏单列为一极，也就有了拓跋君长与宗室九姓大人以及来附各部大人和汉人豪宗之间的关系。（注：《魏书·官氏志》述内入诸姓乃“神元皇帝时，余部诸姓内入者”，四方诸姓则“岁时朝贡，登国初太祖散诸部落，始同为编民”。与《序纪》所载相参，内人诸姓有可能只是神元帝盛乐祭天大会的参与者，四方诸姓则是自来与拓跋部发生某种附从关系者。但以神元帝以来史实而论，前者常有叛散疏离者，后者亦有关系紧密者，故两者界限恐非甚明，盖有所区别而未可截分为较早或较晚融入两大势力。）应当说，这就是主导和牵制着神元以来至道武前后专制皇权逐渐形成和族际关系不断融合的基本结构。
    为什么说其主导和牵制了族际关系的融合过程呢？前面指出，魏晋以来北方地区民族关系从趋异走向趋同的过程，是与一个新的强势中心的形成，因而也是与专制君主秩序的形成和巩固相辅相成的。在当时，拓跋部族际关系走向融合的过程，与拓跋为首的联盟走向专制国家的过程，实际上是交集在拓跋君长与宗室九姓及内入诸姓、四方诸姓和汉人豪宗的关系上了。故其各族融合的最终进程也就可以一言以蔽之：是匈奴余部或高车之部也好，广义或狭义的乌桓之部也好，是东部鲜卑如宇文氏或慕容氏也好，都先后并入了拓跋部治下，又终于成为了其所建专制秩序和封建国家的臣民。由此再看乌桓各部与拓跋的融合过程，那么很清楚，作为泛称的“乌桓”，其中相当一部分，如田先生此番研究所明确的，在屠各匈奴趋异过程中衍来的铁弗乌桓和独孤乌桓，其种族文化背景与拓跋部的差异相对较大，故须晚至道武帝建国称帝后方得兼并和完全融入拓跋部治下。而作为部族专称的乌桓，范晔《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和《三国志》魏书《乌桓鲜卑东夷传》注引王沈《魏书》既已述其言语习俗与鲜卑同，则其与拓跋部的融合过程也就与东部鲜卑一样，主导因素并不是种族文化问题而是政治关系问题。当然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的乌桓，其与拓跋部之间，一在农耕化或汉化过程中部落组织越益松散乃至于消弭，一则在农耕化过程中逐渐建立了适应于此的专制秩序而组织越益强固；其间共生互补乃至于融合的基础，也正是走向专制的权力中心与走向定居的小农经济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