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再把传子制所浓缩的专制君主秩序的建立过程放到这个结构中来观察，则各种势力的可能角色、反应和作用、地位实已大体可知。首先，《官氏志》载“国之丧葬祠礼，非十族不得与也”；而拓跋旧俗，君长必祭天而登位。就是说，在拓跋部的传统中，有权推举或被推举为君长的，只是宗室十姓成员尤其是八姓成员（因为另二姓本非兄弟，一为叔父之胤，一为“疏属”）。因而相对于他族各部，宗室十姓无疑是拓跋君长最强固的支持力量：而在宗室十姓内部，他们又是变革种种传统包括废止推举而建立传子制的最大阻力。其次，内入诸姓及四方诸姓时附时散，其态随联盟之况变动不居，《官氏志》谓为“兴衰存灭，间有之矣”。但大体说来，在建立传子制和从部落酋长向专制君主的发展过程中，当君长与宗室九姓矛盾尖锐时，自须拉拢和亲信内入诸姓或四方诸姓大人；（注：《序纪》载神元帝晚年之变，乌丸王库贤“亲近任势”，在庭中磨砺斧钺谓诸部大人“上欲尽收诸大人之子杀之”，俨然以刽子手自任。便反映了作为内入诸姓的乌桓诸部在当时颇受神元亲信的事实。）倘其势转强危及君权，自然又须依靠宗室来限制或打击他们；而若宗室九姓与之矛盾突出时，君长亦可左右逢源：其间种种攻守平衡纵横捭阖，皆在情理之中。（注：“唐长孺先生《魏晋南北朝史论从》所收《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一文，已经勾勒了旧人和新人与君长利益的这种关系格局，田先生在“共生关系”一文中，更以相当篇幅勾勒了新、旧分野及其逐渐走向融合的过程。但两位先生都未详论其要，特别是他们对新人和旧人的界定，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第三，《官氏志》载宗室“十姓百世不通婚”，故而后族倘非汉人，就是内附诸姓或四方诸姓成员，而其中非鲜卑者皆可泛称“乌桓”。即此已见，母、后之族在传子制和专制君权建立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新人”、或内入诸姓和四方诸姓利益的体现者。所不同的，只是其依附君权的一面尤其突出，君权强大时母、后之族常因此而强，及其过强威胁到君权而须削弱时，又多一重亲情血缘的牵扯罢了。
    也正是这个早期拓跋史中客观存在着的，以拓跋君长为一极，宗室七姓或九姓贵族为一极，内入诸姓和四方诸姓贵族为一极，或者再加上依附拓跋的汉人豪宗为另一极的关系结构，不仅可以帮助解读《序纪》所载早期拓跋史的种种问题，也可以帮助恰如其分地认识母后之族或乌桓各部在早期拓跋史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正是这个结构，直接在专制君权建立和族群关系融合的总格局上，决定了子贵母死、离散部落、史官命运，以及其他种种早期拓跋史和北魏史重大事件和制度的基本背景。
    三是《序纪》解读问题。揭示《序纪》的史源为拓跋早期的叙事歌谣，及其编撰为《国记》的脉络线索，从而使这份珍贵史料价值愈显，求索有门，这正是田先生此番研究的重大贡献。但《国记》来源的真实，显然并不等于其所记内容的真实，“国史之狱”更为之遮上了重重迷雾。那么我们又当如何解读《序纪》的有关记载并辨识其可靠与否呢？
    我们知道，《序纪》记载的主要内容和发展线索有三：一是拓跋族源及迁徙事项，这当然是各族口述史歌谣共同的重要话题。二是部落的聚散盛衰及其与魏晋的关系，其很明显是在维护道武帝凝聚部众和“图南”大业的政治资源。三是拓跋早期帝系，包括君位传承之次（君统）及其前君与后君的世系关系（宗统），这一部分比重最大，并且是《序纪》当之无愧的主干和轴心。详观《序纪》的叙事体例、内容安排、笔法详略等项，其绝大部分行文，都是在依据道武帝登位后“追尊成帝以下及后号谥”的精神而梳理历史，以明确献帝以来拓跋君位传子制的发展历程（注：《序纪》记成帝以下君位传承惟书“崩、立”二字，记献帝传子圣武帝诘汾后方有世系关系，意寓此前乃部落推举制时期，此后才是传子制辅以兄终弟及的发展期，故其君长方有父子兄弟世系之可言。继而《序纪》记圣武帝事惟天女传说一事，旨在说明神元之“神”及传子为天意。其记神元帝事除德化服众、盛乐祭天大会并与曹魏和亲外，大半篇幅皆述其欲传位长子文帝沙漠汗而事变身死之波折，以为此后神元子章帝、平帝、昭帝、文帝子思帝、桓帝、穆帝交叉登位的传子制发展期张本。），尤其是理出道武帝所承神元帝、文帝、思帝、平文帝、烈帝和昭成帝、献明帝父子七人五帝相承之脉（注：《序纪》记桓、穆帝事以其与西晋的关系为中心，是因为这种关系极大促进了拓跋部的发展，又构成了道武南向争统的一宗重要资源，也是因为桓、穆与思帝皆文帝之子的缘故。继而《序纪》记事仍围绕文帝三子思、桓、穆帝后代的帝位之争展开，穆帝身后，先是桓帝子普根及普根幼子在位，然后思帝子平文帝登位，接着普根弟惠、炀帝兄弟相及。再到平文长子烈帝翳槐争位成功，传位其弟昭成帝什翼犍，是为献明帝之父，道武帝之祖，这才成就了道武帝所承神元帝、文帝、思帝、平文帝、烈帝和昭成帝、献明帝父子七人五帝相承之脉，而烈帝实为拓跋君位传承稳定到平文帝一脉的关键或枢纽。），从而凸显神元以来君位传承之次以父系直系关系为其内轴的事实，建立起旨在巩固传子制秩序的君统服从宗统的原则。
    但也正因为如此，就更要对《序纪》内容的可靠性提出疑问了。人们会问：即便从《国记》到《序纪》未有波折，这难道就是准确可靠的史实吗？且不说南北史籍载道武帝身世的出入和史界的怀疑，也不说婚姻关系的复杂使早期拓跋的父子兄弟关系含混不清，随便从流传至今的各族史诗中拿一部来看，君长世系部分占的比重都不是太大啊！显然，这里面的删繁就简，取舍选择，讲究大了。再者，道武帝于开国之际撰修《国纪》，难道真是在戎马倥偬中忽发奇想，要想留下本族早期的一份实录信史，而不是因为有其迫切需要总结历史开辟未来，不是想要通过历史来巩固自己及其子孙“世为帝王”的地位？事情很清楚，就现有条件而言，除个别点上的是非外，要总体地说《序纪》准确度高可信性大，或者总体地反对这种判断，最终仍需要从《魏书》所载道武帝开国规模的一系列举措入手，来弄清《国纪》编撰的用意和原则，寻找《序记》所示基本内容的佐证或反证，从而得以相对跳出太武帝以来北魏国史系统的种种纠葛来做出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