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模糊区域问题
    最后，我还想简单谈谈“模糊区域”的探讨问题，也是有些好意的读者对田先生此书抱有不必要遗憾的地方，以此来结束本文。
    首先要明确，所谓“模糊区域”的存在，与史料的多少并不必然相关。史料少会有模糊区域，史料多就没有了？换个角度还应当说，史料多了，清晰区域扩大了，模糊区域也就随之变大了。就是说，正是因为我国古代史料之多、之系统，为世界史上所仅见，才会有如此大量的模糊区域；而对文档和物品遗存很少甚至根本没有文字遗存的国家、民族和地区史来说，肯定不仅会鲜有清晰区域，连模糊区域亦必罕见了。由此看来，所谓模糊区域，正应是黑暗与光明的过渡地带，完全没有史料的黑暗地带是无法研究的，史料中已非常清楚的光明地带是无须研究的，只有存在着史料又不甚清楚的模糊地带，才是研究和探索可以纵横驰骋的广阔园地。但我们注意到，在《拓跋史探》一书《前言》中，田先生一方面谈到了模糊区域的研究对于整部中古史研究的重要性，提到了“但开风气不为师”与学术进步的关系，这实际上已经从史学史和史学学角度明确了模糊区域探讨的必要。而另一方面，田先生又在反复地说明此番研究的资料稀少而结论难下，旨在提供思路和头绪以引起共同探讨，甚至说了“戒惧愚诬”的重话。这些话很明显并不是讲给外部，而是讲给史界同人听的。这不免让人感慨于我国史界的现状：如果连田先生也要在探索模糊区域时如此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那么我们目前的史风，是一种并不拘谨甚至是开阔大气的史风吗？我们目前的史界，是一个让人们大胆探索推陈出新的史界吗？在这里面，我们这二十多年来的发展又有些什么经验和教训可以总结呢？
    无数学术史经验和教训都表明，特定清晰和模糊区域格局的停滞不前，通常也就是旧的研究范式和框架，非调整或改变已再难推动该学科和领域前进的标志。当此之时，若要推进认识，就须充实或修改研究的范式和框架，这才会有新的问题、新的事实、新的理论，也才会有新的模糊和清晰格局。在魏晋南北朝史领域，20世纪30年代以来，以陈寅恪先生为代表的文化史学的研究路子（注：此当以30年代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开讲《魏晋南北朝史》为标志。），主要通过诸种族文化背景来透视门阀社会的种种问题，为这个领域的清晰区域和模糊区域划出了一个大的格局。到40年代以来，以唐长孺先生为代表的社会史学路子（注：此当以唐长孺先生《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大部分文章的写作年代为标志。），主要以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来透视各种社会问题包括种族文化问题，为这个领域的清晰和模糊区域划出了又一个格局。50年代以来，后者愈长而前者渐消，至田先生《东晋门阀政治》出，才构成了这条路子的一个转机。继而田先生《拓跋史探》正面切入早期拓跋史这个深关中古史演变枢纽和东北亚民族关系转移的模糊区域，围绕着拓跋部从部落社会向专制皇权国家发展的总线索，主要通过政治问题来探讨这个多民族时期的多元发展过程，以此涵盖了以往魏晋南北朝史各重要命题又形成了新的研究框架。就其内涵和方向而言，田先生所开启的这种研究，似已在开始形成一个同时接续陈寅恪先生和唐长孺先生所代表的学术路子的合题，因而也已在区划着又一个清晰和模糊区域格局的轮廓。
    对模糊区域的探讨，必须有较深的材料榨取功夫，亦必有赖于较高的理论素养，两者缺一不可；故高明为之必胜义叠出而发人所未发，庸手为之必画虎反成犬而惨不忍睹。此理甚明，无庸赘述。但这里仍有必要强调理论和材料相为发明的问题，因为转辗递嬗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史坛正处于有史以来理论和材料关系最为乖张的一种氛围，处于两个极端互不接头通气的状态：一头是那些偏好理论的史家以心学式的易简法门，接连抛出了各种从理论到理论的“理论”--在这里材料永远是挥之即去的配角；另一头是那些酷爱实证的史家做着朴学式的密实功夫，不断辨证着那些从事实到事实的“事实”--而赋事实以意义的概念框架早已成了先验之物而不再被审视。也正因为久处于这种乖张的氛围，田先生探讨早期拓跋史这个模糊区域的艰苦工作，竟然会变得易于受人误解了！人们似乎已经忘了史料学上的一个基本现象和原理：大匠眼里材料多，小才手下少证据。某一领域和专题的材料范围，不但是由有关文档物品等遗存的总量决定的，更是由研究的观念和范式来划分的。因而在有关观念和范式不变的前提下，材料的多少，就会由遗存总量的增长与否来决定；而反之，在这种遗存总量不变的前提下，材料的多少亦可以由有关观念和范式的变化来决定。由此看来，从陈寅恪、唐长孺到田余庆等先生所以能见人所常见，发人所未发，在史料总量并未大幅增长的地方极大地推进有关研究的发展，原因端在其研究观念和范式较以往更切合于事理，也就能发现和利用更多隐晦又关键的材料和线索。（注：曾见有人把“一代材料必有一代学问”之说的合理处无限夸大，甚至把陈寅恪先生和唐长孺先生归结为敦煌叶鲁番文书再现人世所催生出来的杰出学者。这不仅严重低估了陈先生和唐先生的成就和学问，且有违于“人能弘道”的哲理，也是对陈、唐三先生治学经历和路子的无知。）当然他们的研究观念和范式，并不是现成地得之于书本，而是先在大量缭人耳目的记载和现象后面发现问题纽结和脉络之所在，以之指导研究并涣释其他各相关问题，又验证和修正其结论，从而才建立起关于该领域和事态的特定诠释体系的。
    其实在科学史、科学学和哲学认识论上，模糊区域的价值及其与清晰区域的界域和相互关系，大概可以认为是一个从理论到实际都有了若干定论的问题。不仅史学，任何学科和领域的研究工作，其基本的设定总是最考量学者的洞察力和创造力，也具有最为根本的意义，在此前提下，新的拓展和发挥当然也还是需要洞察力和创造力，但大量问题其实已是勤奋、毅力问题和语言、逻辑问题，而这种基本问题的设定，正发生于模糊区域，也只发生于模糊区域。质言之，有问题或问题很多的地方，就是模糊区域；没有问题或问题较少的地方，就是清晰区域。模糊区域就是学术领域的前沿，是所有原创工作的密集地，也是学术探索不断向前推进的关键所在。因而任何时期、地区、领域、专题历史的研究，无论其史料多么翔实多么丰富，只要有探索，就会有模糊区域，就会有模糊区域与清晰区域的关系问题，两者其实是任何学科和领域的一对密切互动的侧面：特定学科范式下形成的清晰区域的格局，势必导致相应的模糊区域，而模糊区域探讨的成果，又必然导致清晰区域的种种变化或位移，乃至于学科范式的改写，这也就是学科发展的一般过程。
    学术史上常常可见，一方面，模糊和清晰区域的研究，都为学术发展所必需，乃是学术领域和学科进步相辅相成的两个侧面；另一方面，尽管所有史家都会不同程度地面临模糊区域和清晰区域的关系，具体到个别史家，却仍然会有选择和志趣的不同。笔者相信，像田先生这样的史家，毋宁说是不喜欢、甚至是不屑于清晰区域的研究，而一定要把他们的主要精力，放在模糊区域的种种问题上的。很显然，有洞察力和没有洞察力的史家，穷其枝叶的研究和明其要津的研究，消除了问题的著述和提出了问题的著述，都是史学作为一个系统整体发展所必要的部分；但要我说，英雄在群众基础上发挥的作用，总还是要比群众重要一些吧？
    编后记：《拓跋史探》一书由三联书店提供，由本刊编辑部约请作者，撰写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