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的现代化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引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后，立即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很快形成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参与人数之众，涉猎问题之广，发表成果之多，持续时间之长，可能是近二十年来引进的任何一种海外学术理论和方法都不能企及的。回顾过去，我们必须承认，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在取得显著成果的同时，也确实存在某些缺失。概略地讲，缺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关理论概念有待规范，研究水平有待提高；二是“西方中心观”的影响挥之不去。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现代化概念的理解存在歧异，在使用时语义也不一致。有相当多的学者将现代化与近代化看作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同一概念，在对现代化内涵的理解上莫衷一是。有的认为，近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其核心是经济近代化，经济近代化的核心又是工业化。有的认为，近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的产物，以工业化和民主化为两大基本特征，但近代化不同于资本主义化。有的认为，社会现代化就是整个社会系统的现代化，包括经济、政治、城市、科技、生活方式、社会结构、组织管理和人口素质等八个基本系统。还有人把现代化理解为从18世纪后半期西方工业革命以后出现的一个世界性的发展进程，这个进程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现代化主要是指自工业革命以来现代化生产力导致社会生产方式的大变革，引起世界经济加速发展和社会适应性变化的大趋势。狭义的现代化主要是指第三世界经济落后国家采取适合自己的高效率途径，通过有计划的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科技，带动广泛的社会改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此外，还有人把现代化看作是人类历史上第三次转变，即世界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从农业文明或游牧文明逐渐过渡到工业文明的过程。由于对现代化的理解不同，导致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看法分歧。仅以中国现代化开端为例，有的认为是从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开始的，有的则划在1840年鸦片战争，有的则把1800年作为大致的界线，还有人远溯到明清之际。学术界对上述基本概念理解和使用上的混乱，虽然是一种新的理论和方法刚刚被运用到研究中常有的现象，但却对不同观点之间的交流对话造成了障碍，亟待统一规范。现代化理论研究专家罗荣渠针对这一现象，曾对“现代化”与“近代化”进行辞源学和语义学的考辨，并多次呼吁废弃“近代化”的错误用法，统一使用“现代化”，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史学界至今依然混用如故。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现代化研究的主要概念及理论框架基本上是从欧美等海外理论界引进的。国内学者在运用它解释中国近代历史现象时，若稍有失慎，就可能导致美籍学者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曾经提醒过的那种状况：“当我们不假思索地使用源自西方的术语时，我们也就可能戴上了贴着‘西方制造’标签的有色眼镜来看待自己的研究对象。”“西方中心观”的影响之一是颂扬改良，鄙薄革命。有的学者认为，近代中国没有成功地走上现代化道路，似乎不是外国列强侵略、剥削中国造成的，倒是中国频繁剧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打断了列强扶植中国政府实行现代化的进程，从而使中国丧失了几次绝好的发展机遇。这样的观点虽然貌似新颖，却经不起历史的检验。近代中国革命浪潮澎湃，并非是中国人天生喜欢革命，而是不革命就不能获得国家民族的独立和主权完整，就不能扫清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上的障碍。“西方中心观”影响的表现之二是潜在的外因决定论倾向。有的学者强调指出，尽管中国早在宋代就已出现某些新经济因素，但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稳定结构，政治基础是中央集权制的官僚帝国，这些新因素未能形成一种新的发展定势，因而始终未能从社会内部冲破坚硬的封建专制结构的外壳，自行缓慢地向资本主义过渡，由此决定了十九世纪以来中国通向现代化的巨变完全是靠异常强大的外来因素所推动。既然现代化是近代中国发展的主题，其推动力又来自外部，于是，外国列强侵华的客观积极作用就在马克思的所谓西方殖民主义对亚洲国家的发展具有破坏性和建设性双重历史使命的名义下被肯定下来。在此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观”业已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有的从理论上进行校正，有的则通过历史考察予以辩驳。他们指出，近代化不是西方世界的专利，中国自明清以后就开始了向近代化转型。西方近代化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其他民族和国家不可能进入近代社会，更不意味着其他国家社会内部不具有走向近代化的因素，或一定要按西方的道路才能进入近代化。不论这类观点是否全面，能否为学术界多数人所接受，但确实反映了学术界一部分人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中存在的“西方中心观”的不满及予以纠正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