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多元的，华夏文明是多源的。甘肃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资源宝库，其文化资源绵延不绝，成为华夏文明起源和繁荣发展的重要见证和典型标志之一。
    有关伏羲的神话、传世资料与考古发现的互证为探索华夏文明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伏羲是“人文始祖”，由于有丰富的远古神话和文献记载，伏羲文化作为华夏文明的根文化之说已得到广泛的认可但仍缺乏考古学上的证据。近年来，甘肃境内有关伏羲文化的神话传说资料和传世文献资料不但得到进一步的梳理，且得到了考古学上的支持。
    《周易》《左传》《管子》《战国策》等先秦资料最早提到伏羲，将他视为远古传说中的英雄人物。司马迁写《史记》虽两次提到伏羲，但仍以《五帝本纪》开篇。可见，司马迁依然视伏羲为神话人物。西汉纬书《遁甲开山图》有“伏羲生成纪，徙治陈仓”、“仇池山四绝孤立，太昊之治，伏羲生处”的记载，第一次将伏羲的出生地界定在成纪与仇池山一带。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详细考证了三皇五帝的世袭和活动区域，将成纪定在今甘肃东部天水一带。至今，天水一带仍有卦台山（伏羲台）等遗存。
    东汉以来，伏羲的历史人物身份逐渐得到认可。班固《汉书·古今人表》将伏羲列为上上圣人，居炎帝神农、黄帝轩辕之前。梁刘昭注补《后汉书志》引《帝王世纪》所记，肯定了伏羲生地成纪在天水之说。此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等地理著作都认定这一说法。唐代司马贞《三皇本纪》、南宋罗泌《路史》、清代马骕《绎史》全面梳理相关史料，从而使伏羲的事迹更加清晰和系统。北宋太平兴国初年，天水一带就有了伏羲庙和祭祀伏羲的记载。1347年，元朝在今天水市西关创建伏羲庙。1516年，明王朝颁布诏令，将秦州（天水）伏羲庙正式确定为人文始祖祭祀地。目前，天水还保留国内规模最大的伏羲庙。
    研究表明，伏羲氏是渔猎时代的代表，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早中期。1958年，天水附近发现了大地湾文化遗址。大地湾文化历史年代为距今8000年-5000年，大体与伏羲生活的时代相符。在大地湾及其附近的文化遗址中，不但出土了大量的骨针、纺轮、骨镞、刀、斧等生产生活工具，而且创造了最早的旱作农业标本、宫殿遗迹、文字符号和彩陶等六项考古之最。这些发现使伏羲作易、作八卦、创嫁娶之礼等众多文化贡献得到了考古学上的印证，受到了考古学界的广泛关注。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夏鼐“中国新石器文化七大区域”、张光直“八个相互作用圈”、苏秉琦“六个文化区”等著名论断中都将甘青地区古文化或大地湾文化定为重要内容。
    20世纪40年代，徐旭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认为，华夏族的发祥地在陕甘黄土高原一带。目前，有关伏羲的远古传说、历史文献记载及考古发掘结果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重合及内容上的对接，不但为伏羲活动区域定于甘肃之说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证据，更为探索华夏文明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大量的历史文化类型与遗存使华夏文明的内涵不断得到丰富和充实
    甘肃疆域狭长，东西跨度大，文化类型在组成系列上丰富多样。按照时代划分，史前时代有伏羲文化、大地湾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等。先秦时期有寺洼文化、辛店文化、沙井文化、西戎文化、周秦早期文化等。秦汉以来有三国文化、五凉文化、吐蕃文化、西夏文化等；按照性质来分，则有彩陶文化、青铜文化、边塞文化、丝路文化、敦煌文化、简牍文化、石窟文化、长城文化、黄河文化、特有民族文化、伊斯兰文化、藏传佛教文化、旱作农业文化及以红色文化和以《读者》《丝路花雨》《大梦敦煌》为代表的现代文化等；按照民族成分来讲，则有氐羌文化、大月氏文化、匈奴文化、鲜卑文化、吐蕃文化、党项文化、蒙古文化、伊斯兰文化和藏传佛教文化等。这些文化类型极大地充实了华夏文明的内涵和组成体系。
    兼容并蓄，广泛汲取外来文明的营养，是华夏文明灿烂辉煌的重要原因。甘肃境内文化形态过渡性特征突出，大大丰富了华夏文明的表现形式。佛教石窟艺术源于印度，经过中亚进入我国新疆，再经过甘肃传入内地。在新疆，石窟艺术中的健陀罗风格很明显。但在甘肃，中原文化的因素明显增多，西王公、东王母等形象进入石窟艺术之中。十六国时，众多的西域高僧来到河西，凉州、敦煌等地成了我国佛经翻译的中心。河西走廊的“凉州石窟”是中国最早见于史册记载的石窟，对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的建造产生了直接影响。在甘肃境内，佛教艺术的中原化进程初步完成。可以说，甘肃是佛教文化中原化的早期摇篮。考古证明，西亚是世界养羊业、养牛业的起源地。到了青铜时代，养羊业、养牛业传到了东亚。商朝养羊业发达，著名的“四羊方尊”就是商代的器物。这一时期，以擅长牧羊而得名的“羌人”生活在甘肃等地，约4000年前的甘肃齐家文化层中出土的黄牛骨骼被认为是东亚养牛业发展的典型代表。可见，甘肃一带是世界养羊、养牛业东传过程中最为重要的过渡带。在青铜制造业由西而东的传播过程中，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和陇中地区的齐家文化是重要的一环。1975年，东乡县出土的距今约5000年前的青铜刀，被考古学界誉为“中华第一刀”。四坝文化、齐家文化中青铜器物带有明显的草原风格，再次反映了华夏文明对外来文明的吸收和消化。
    众多重大考古发现成为推动华夏文明研究的强劲动力
    考古学是研究华夏文明的重要途径。在中国考古学从诞生至发展壮大的历程中，甘肃境内的许多考古活动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些考古活动在科学研究上的巨大成就，成为推动华夏文明研究的强劲动力。1900年，敦煌出土五万多件十六国至宋代文书，敦煌学由此诞生。1920年，法国古生物学家桑志华在庆阳地区首次发现了中国有正式记录的三块旧石器，甘肃由此成为中国化石人类与旧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的起源地。1923-1924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甘肃、青海等地的考古活动中，发现了马家窑、半山、马厂、辛店、沙井等文化遗址，甘肃彩陶由此被世界关注。1927-1935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居延（当时属甘肃张掖）发现一万多枚汉简，简牍学正式问世。1937-1945年，中国当时最重要的考古活动，都以甘肃为中心展开。正如向达在《西征小记》中描述：“形形色色之考察团，亦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于是河西一带，游客络绎不绝”。1942年，西北史地考察团考察了甘肃、宁夏、青海三省。1944年，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察了敦煌、武威、临洮、兰州等地。这是两次比较成功的团队考古活动，至于以个人名义来河西考察者，更是不计其数。1961年，第一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公布，在入选的14座“石窟寺”中，敦煌莫高窟、瓜州榆林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就在甘肃。甘肃以石窟数量多、规模大、保存好、体系完整、艺术内涵丰富而有“中国石窟艺术之乡”的美誉。1990-1992年，敦煌悬泉出土了2.3万多枚汉简。至此，甘肃出土汉简占全国出土汉简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1986年，天水市放马滩秦汉墓群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实物地图，为我国乃至世界科技史、地图学史增添了新的篇章。这些重大考古成果，不仅是中国考古学建立、发展及壮大的见证，也是中国考古学跻身世界的重要见证，更是华夏文明研究取得重大进步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