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明廷进一步强化久任法相关配套制度
    1.严格致仕制度。正德以来，官员弃仕成风，“或因官非地，或因职业不举，或因事权掣肘，或因地方多故，辄假托养病致仕，甚有出位妄言，弃官而去者”。（94）鉴于此，嘉靖四年规定：“自今具假托差养病致仕者，俱不准。京官年七十以上，衰朽不能任事，方面官六十以上方准致仕。外官不准养病，京官真病不能行动者，方准具奏。弃官及不俟命而去者，许该部科道及抚按官纠举各罢职。”（95）
    2.严肃考核制度。为确保官员久任，嘉靖时重视强化官员的考核制度。嘉靖四年九月，廖纪疏陈：“今宜遵照旧规，守令必九年为满岁。”（96）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给事中苏景和奏：“今后总协大臣均责持久，各该将领务积年劳，共臻实效。”（97）这些建议成为朝廷强化考核制度的重要依据。如根据廖纪的建议，规定：“守令俱以九年为满，不必骤迁数易。”（98）而对于久任且政绩显著的官员，嘉靖七年规定：“凡内外官无问大小，悉以六年为满，贤能卓异者，超擢之。”（99）
    3.调整补缺和改调制度。嘉靖前后，为缓解国事日繁之势，不得不因事增官，临时设职，大批官员被“随地按治，考核不待其终”，（100）使官员速迁之势日炽。于此，吏部尚书汪认为：“官缺则当补”，而补官之时欲避免造成官员速迁，则仰赖于铨选部门的“调停之术”，如此积以数年，则“久任之法自然可复”。（101）同时，嘉靖时还对官员改调制度进行了调整。嘉靖十七年，“令内外文职官员，须久任责成，不许无故更调”。（102）嘉靖二十七年，又题准：“吏兵二部司官缺，许将各衙门官，素有才识者，奏请调补。”（103）这些规定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官场奔竞之风，有利于久任法的有效推行。
    4.加强褒奖制度。承祖宗旧制，嘉靖时在推行久任法时，也配套采取了颁布玺书、增加品秩、提高俸禄、赏赐金钱等制度，凡“治行课最者，辄以玺书褒奖，增秩赐金，亦不遽迁它任”。（104）如嘉靖二年规定：“今后巡抚官历任四五年之上，功绩显著者，其降敕增秩如议。”（105）即便官员积有功劳也不轻易调迁，而是“量加职衔，仍留地方行事”。（106）这些“补偿”制度，虽然没有改变官员的职务或职位，但其政绩得到肯定，待遇得到改善，利益得到保障，名誉得到提升，不仅对当事人有安抚和激励作用，且给后人树立了榜样，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改善政风吏治。
    （三）扩大久任官员的范围
    1.久任巡抚。嘉靖初，巡抚“转迁太连”（107）的现象十分普遍。出乎此，久任巡抚成为朝野共识。阁臣张孚敬疏言巡抚“得人最宜久任”，并建议如宣德以来事例，“事久功成保济”。（108）嘉靖七年正月，命吏部推选巡臣也要“秉公推补，务求可久任者，毋袭往时递迁之弊”；（109）嘉靖二十三年，侍郎张永明奏请：“各处抚臣必须久任，其有年劳积久，相应论擢者，疏请加升职衔，照旧管事。”（110）
    2.久任将官。嘉靖年间，各边“警变不常”，（111）“北虏窥视，南夷窃发，苏松近地海寇啸聚，江西、四川时各有警”。（112）处此情势，久任边将显得尤为紧要，“兵备官员必须久任”。（113）嘉靖七年正月，规定：“边将宜慎择其人而久任之，勿以细过轻易。”（114）嘉靖二十五年九月重申：“今边方督抚之臣，久任责成，必阅历岁深声绩茂著，然后升转，不得无故速迁。”（115）
    3.久任京官。这一时期人们进一步认识到“欲行久任，当自大臣始”。（116）为此，明廷做了不少努力：一是对称职的京官按例久任，出现了杨廷和任首辅十二年，严嵩“一品六考十八年”的现象。（117）二是对不称职的京官则不轻易罢免。如嘉靖十四年七月，御史曾翀戴铣论劾兵部尚书刘龙、刑部尚书聂贤、左侍郎张云、左侍郎陈璋等人“各庸劣猥鄙，宜罢”。但考虑到刘龙等“无大过”，遂留用。（118）三是嘉靖三十一年正月，下诏更定御史久任、迁转条例，规定：巡抚、佥都御史三年考满，升副都御史，副都御史三年满，升侍郎；以侍郎等官总督三年者，侍郎升右都御史，右都御史升尚书，尚书量加宫保，然后“俱留任地方，必六年以上，始得内转”。（119）
    4.久任地方官。一是久任布、按使。嘉靖七年四月，规定：“久任布政使，径升九卿等官，不必再推巡抚。”（120）二是久任守令。规定：守令历任六年，“果政迹卓异者，加升职衔，照旧管事”；九年考称，“从加职上，不次升擢”。（121）对于一些处境特殊的守令，此时也提倡久任。如鉴于东南“倭夷”骚扰，地方残破，遂要求守令悉心安辑，“责之久任”。（122）
    总体上，嘉靖时久任法得到了很好执行，但由于其间发生的大礼议、首辅之争引发了一系列人事变动；（123）加及世宗长期深居宫中，“崇尚道教，营建繁兴”，（124）君臣隔绝，严嵩乘机专权，结党营私，排除异己。在此情况下，纵然“敕旨屡下，久任守令，久任巡抚”，（125）但欲真正实现久任并非易事，“彼此更代，视如传舍”（126）的情形依然可见。
    一是内阁纷争导致阁臣速迁之势。仅以内阁辅臣为例，据《嘉靖以来首辅传》及《明史·宰辅表》载：嘉靖一朝辅臣（包括首辅、次辅）从杨廷和退位开始，先后更换了23位，其中任职四年以上者仅有张璁（5年）、夏言（7年）、严嵩（15年）、徐阶（6年）四人。又吏部尚书，“八九年间将四五易矣”。（127）朝廷大员每更换一次都伴随着人事关系的变动，人事关系的屡变则难免会扰乱朝政秩序。
    二是随意罢官成为常态。嘉靖后期，严嵩操控铨选大权，“凡疏远不附严氏者，一切屏斥无遗”。（128）如嘉靖三十年京察，严嵩父子“恫愒吏部，中伤善类甚众”，（129）一大批科道官被免职。继此，在嘉靖三十五年举行的“丙辰京察”（130）中，又有吏部尚书杨行中、礼部尚书葛守礼等15人，因其不愿依附严嵩，遭到罢免。（131）此次考察实际上成为严嵩清除异己，党同伐异的工具。当然，此时虽有阉竖擅命，但因“清议颇严，骤迁速化者群讥众讪，不旋踵而罢”，所以“久任之法犹未大坏也”。（132）
    三是内忧外患导致官员难以久任。以边官为例，如蒙古人南下，造成了边将的速迁，“诸边自庚戌被虏后，将吏数易，踵为故事”。（133）嘉靖年间，“边方久任之法，人人言之”，但“竟不能行者”，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边方危苦，与内地异”。（134）
    正因嘉靖久任法存在诸多需要完善之处，故降及隆庆，久任法仍是时论的话题。如隆庆元年四月，主事郭谏臣奏：“府县官贤能者，宜行久任之法。”（135）次年三月，有人奏请“久任边将以定将选，以备战守”。（136）隆庆六年六月，给事中朱南雍又奏请“行久任之法”。（137）这些议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嘉靖、隆庆间久任法执行不力的真实状况，“大宰修久任之政以拟诸守令，诸守令多不待年以迁去”。（138）
    三
    神宗践祚之初，官员速迁之势仍炽，“官不久任事，不责成，更调太繁，迁转太骤”。（139）鉴于此，万历二年四月，根据给事中张楚城“复行久任之法”（140）的建议，下诏“内外官行久任之法”，（141）并本诸“久任以便责成”（142）的原则，逐步将官员久任法推向成熟。
    （一）万历时期的久任官员
    关于万历初官员久任的情况，王世贞论道：“张瀚（张楚城）以久任之说进，然仅能行之藩臬，守令而不能行之。”（143）王氏所谓久任法仅“行之藩臬”，而不“行之守令”有失史实。客观地说，张居正改革时期久任法的推行是较为广泛的，除藩臬而外，至少涉及以下官职：
    1.久任边将。万历初，俺答封贡，边患渐舒，但“北虏南夷”（144）仍是朝野焦心所在。为此，这一时期重视久任边将，规定：“久任边方各属大小将领，或应久任以需成功。”（145）如万历二年十一月，“命镇守山海总兵戚继光、昌平总兵杨四畏、辽东总兵李成梁、保定总兵傅津久任，遇有成功，破格叙赉”。（146）同时，不许边将随意乞罢或致仕，如万历三年二月，巡抚辽东右侍郎张学颜、总督蓟辽保定左侍郎杨兆、总督宣大右都御史方逢时自陈乞罢，俱不允。（147）不仅如此，即使边将有所过失，也不轻易罢免。如李成梁镇守辽东，“台省交章诋其冒功，皇上终不以一眚弃干城之将”。（148）盖因如此，才会出现戚继光镇守蓟镇16年，李成梁镇守辽东30年的久任现象；而万历初年之所以边防渐固，边境渐宁，也与戚继光、李成梁、方逢时、王崇古等久任边官有一定关系。
    2.久任治河官。神宗即位伊始，即接受吏部建议：“管河官员防守修筑，必经岁月……久其任则河务愈精，久其官则河臣益劝。”（149）万历五年正式下旨：“有管河司道等官都著久任，不许升转。”（150）万历十七年六月，据都给事中张养蒙所请，强调不仅像潘季驯诸人要“首宜久任”，其他“司道各官，并令一体久任”。（151）缘此，这一时期出现了潘季驯、王宗沐等治河名臣，尤其是潘季驯，其“三任河漕，熟谙水道”，（152）功绩卓著，成为治河模范。
    3.久任科道、巡抚诸官。为了从根本上澄清吏治，万历时重视对科道、巡抚诸官的任用。对于科道官，强调任其职者，不仅要“心术端正，事体通达”，（153）且不得随意“升转”。（154）对于巡抚，万历十三年下令：“各处巡抚官，历任年久，方许推升，不得骤迁数易。”（155）对巡抚久任的落实，也颇为重视。如万历三年五月，郧阳巡抚方弘静按例当升，但神宗认为其“任浅，不准”。次年二月，方氏又“引年乞休”，仍不允。（156）神宗之所以屡次不准，即意在践行久任之法。
    4.久任守令。守令是明代推行久任法的主要对象，“守令得人则民安，得人而久于任则民愈安”。（157）早在恢复久任法的万历二年，明廷即题准：“今后守令，大约以两考为期。知府历俸六年上下，乃得升迁。”（158）万历六年，诏知府“今后有称职年深者著改衔久任”。（159）经由朝廷的一再申明，此期守令久任者频频出现。如温州知府卫承芳，九岁考满，按例当升，但因其公正廉明，百姓“遮道乞留”，遂“加服俸留任”。（160）
    5.久任学官。教官久任惯例在成化时既已打破，至嘉靖，更是出现了“国初久任，近乃速迁”（161）的局面。缘此，万历初在整顿学校时，也努力恢复教官久任旧例。先是万历二年，下令“今后各省提学官缺，吏部会同礼部，务选年力精壮，学行著闻者久任责成；若未经岁考科举事完，不许辄便升转”。（162）次年五月，又确立了“久任教职，以育人才”（163）的施教纲领。
    除上述所列，万历时久任的其他官员也为数不少。如六部官员，“当时户、兵二部，皆老成久任”。（164）万历十五年正月，据御史梅鹍祚所言，强调：“兵部宜久任而后责成功”。（165）巡捕官员，次年正月，谕“以后捕官，非久任经荐叙者，不许推用”。（166）凡此，皆官员久任之明证。
    （二）完善久任法的保障制度
    1.严格官员考核制度。万历初推行考成法，创造了一个“月有考，岁有稽”，“事可责成”（167）的考核机制。此机制不仅对于改变“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168）的疲沓现象颇有裨益，且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官场浮躁疲软、奔竞贪权之习，久任法也由此获取了一个可资发展的重要条件，一如给事中徐懋学所言：“陛下临御以来，立考成之典，复久任之规，申考宪之条，严迟限之罚，大小臣工，鳃鳃奉职。”（169）
    2.不允官员乞罢。万历时，官员乞罢次数之多，频率之高，规模之大，在整个明代历朝难有其媲。饶有趣味的是，对于这些乞罢的官员，明廷往往“不允”、“留之”或“照旧供职”。据笔者初步统计，仅《明神宗实录》载，其间官员乞罢而朝廷“不允”的事例多达369次，涉及官员凡570人次，而允许乞罢者仅33人次。而且，万历时乞罢的官员多为内阁学士、各部尚书、都御史等朝廷大员；某些月份，乞罢的官员多达数十人。此期官员之所以乞罢成风，原因大体有二：内因，一般为年老疾病、不谐于时、忧谗畏讥、高蹈远引、以退为进等；外因，一般为遭人论劾、考察“不称”、行政不力、党争冲突、受人排陷等，但其中“以考察自陈乞罢”者占居多数（盖与党争有关）。（170）与此相联系，神宗“不允”官员乞罢的理由也不尽相同，大体有“政务未竟”、“任职未满”、“边防事重”、“罪责可免”、“以饬风纪”等，但久任官员“以责其成”、“任用老成，共图政理”（171）则是贯穿其中的主要缘由。（172）正因如此，才会出现了张居正等8疏不允、魏允贞等10疏不允、孙丕扬13疏不允、刘元霖15疏不允、赵志皋35疏不允的情况。凡此，都使万历年间一些官员实现久任成为可能，同时也表明此期久任法在制度层面上已臻至成熟。
    3.严格久任奖励制度。万历时的奖励方式仍以加衔、增秩、超擢三途为主。如万历七年六月，兵部以参政李松实心任事，特“久任加衔，以示激劝”。（173）万历八年三年，规定：凡治河诸臣，“遇三六年考满者，宜加衔管事”。（174）总体上，此期加衔久任事例以边将武官为多，一度出现了“加衔游击”、“加衔副总兵”等官名。就超擢而言，万历六年三月规定：“凡铨擢常使内外内均停，而久任、超迁之法仍并行而不悖。”（175）万历十五年五月重申：“如果称职久任、超迁，以振起吏治。”（176）可见，久任有功则破格优擢，已成为此时久任法的一个显著特征。
    4.调整官员选任标准。洪武时，官员选任方式多样，标准也不尽相同，仅以征荐标准而言，就有贤良方正、孝弟力田、聪明正直、博学、老成、明经、词章、才干、孝廉诸类。永、宣以后，随着科举地位的凸显，官员选任渐循资格；至弘、正后，“资格始拘”，（177）进士出身成为通向高官要职的必要条件；嘉靖时，进一步形成铨选“独重进士”的局面。（178）其间，尽管世宗“屡敕所司，随才任用，不拘资格”，（179）但积重难返，“进士偏重，举人甚轻”（180）的情景依然如故。万历时，为了选任贤能，责任久任，进而克服“人尚浮词，不修实行”（181）之弊，张居正建议朝廷：“以后用人，当视其功能，不必问其资格。”（182）循此，明廷对官员的选任标准进行了调整，规定：“大小官员升迁，及行取选用，只视其职业修否，以为殿最，不得复以资格为限。”（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