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国史学受传统的束缚太深，一些历史家以精于细微末节的考证而津津乐道，甚至炫耀这种研究的“学术价值”。然而并不能给人们以所需要的历史知识，以致史学和社会，和群众的距离愈来愈大。正如克罗齐所指出，这是一种在“语文学的特殊领域中所形成的”“起历史的兴趣”⑨。“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要求历史家打破传统史学的这种局限，开阔自己的眼界，立足于当代的斗争、当代的生活，从而建立一种给人们以当代社会所需要的新知识、有活力的史学体系，充分发挥史学的社会价值。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可以从史学研究目的上廓清迷雾，端正研究方向。清朝乾嘉学派虽有重大成就，但它的严重弊害之一是使史学研究走上纯考证的迷途。教条主义的禁锢，“四人帮”及其党羽的肆虐，更使不少历史家远离现实斗争，终日埋头国故，宁可皓首穷经，不愿接触当代。我们应该建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史学，使它与各项迅速发展的建设事业相适应，与现代自然科学及其它社会科学的发展相适应。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可以使历史家把史学研究与对当代的思考结合起来，把过去与今天联系起来。这种结合与联系，不仅是历史发展本身延续性的要求，而且还将大大发展历史家的认识能力，对历史发展进行理论的或哲学的深入思考。这正是我国传统史学的薄弱环节。南宋史学家郑樵曾经深刻指出：“会通之义大矣哉！”⑩但是，直到今天，史学界虽也有过重视当代实际、加强会通研究的呼声，反应却十分寂寥。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限于认识能力当是重要的一条。现在该是改变的时侯了。
    英国当代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谈到他曾引证克罗齐这一命题时解释说：这个命题的意思是，“每个人都处在生命长河中某个点上，他只能从短促一生的这个移动点来观察宇宙。”他还说：“一个人决不能摆脱他在时间——空间上所处的环境，用一个假设的上帝的眼睛在宇宙和时间之外来看待事物。”（11）这是很正确的。我们不能要求自己摆脱时间——空间环境的限制而具有一副上帝的眼睛。也不应这样去要求克罗齐。但是，如果承认我们自己都只能从生命长河某个移动点上来进行观察并努力正确地进行这种观察，那么，不仅我国史学新的繁荣指日可待，而且必将更丰富地、更深刻地认识以往历史发展过程，逐步探索到它的规律性。那时，与当代现实生活脱离的，千人一面、千部一腔的历史学，必将被百花竞放、万紫千红、争奇斗艳的我国新史学所代替。
    （特约责任编审尚恒元）
    注释：
    ①④⑨《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1页、31页、17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③恩格斯《自然辨证法》
    ⑤《资本论》卷一，92页。
    ⑥⑦《导言（摘自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恩全集》卷十二，756页
    ⑧《关于费尔巴哈的领纲》，《马恩选集》卷一，16页。
    ⑩郑樵《通志总叙》
    （11）《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1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