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与单纯的自然经济下“低消费”不同，明清江南地区的“低消费”具有相对性。况且，消费本身及其影响已逾出本区域，从而加强了小农经济对市场的依赖性。
    农村以小农经济为中心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可能完全解决严重的劳动力过剩问题，大量剩余劳动力转化为比较固定的工商业者，并汹汹涌入城镇，成为市镇勃兴的重要因素。明清时期密如星斗的市镇，聚集了以工商者为主体的大量人口。基于农工产品比价的“剪刀差”以及前资本主义商业的高额利润，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高于四乡。随着市镇多方面的城市功能的增强，特别是零售商业、铺坊手工业、饮食业和酒楼、茶肆、妓院等行业的蜂起，加上大量地主、士绅的迁入，使得市镇行政管理复杂化，官吏队伍遽速壮大。这些达官贵人、富商巨贾凭藉经济、政治实力，消费水准高得惊人，高档奢侈性消费品的猛增促进了商业的繁荣。但中小工商业者的生活用品基本来自本土所产，他们所从事的商品性生产的发展主要缘自外地市场的需求。市镇市场繁华绚丽，零售店铺鳞次栉比。可是，城市零售商业并非执行流通任务的职能商人资本，而是一种“不执行职能或半执行职能”的“杂种”⑤，仅能说明消费服务环节的流畅而已。至于饮食、服务、娱乐业更与社会再生产过程无缘。市镇居民消费水平的差异所造成的多重导向促使江南经济商品生产的种类多样化。
    苏、杭等江南大城市的消费水平总体上又高于市镇。因其城市功能在明清时出现有利于商品经济的转化，在较大程度上克服了政治中心官宦性消费的弊端，所以消费水平上升的重要意义表现为占有城市人口多数的一般工商业者经济能力的提高。明代苏州西北阊门至枫桥是进入苏州的主干通道，这里列肆二十余里，居民数万计。东北半城皆居机户，“比户皆工织作”。生产技能和生产率远远高于市镇和乡村的工商业者。较为丰厚的经济收入是消费水平上升的基础。清人钱咏追记明代苏州商贸盛景：“吴中五方杂处，为东南一大都会，群货聚集，何啻数十万家。”⑥这些来自外地和本地的富商大贾累资数万、十万、百万计，由于商业资本在江南极难转向产业资本，便大量消耗在奢侈性消费中，由此刺激了商业的过度繁荣，也有利于贩运贸易的兴旺、高档商品生产的增长，并进而为广大的手工生产者和小商人提供了大量生存、经营机会。商业和服务行业的繁荣消化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从而使社会秩序较为安定，使工商业的发展获得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另外，一些原来官宦性消费极强的江南行政城市即府治、县治的平均消费水平也源于商品经济发展所导致的城市功能变动而得到提高。首先，工商业人口的数量增加，改变了人口的比例，扩大了城市规模。如松江旧城狭窄，方圆不及九里。明隆庆、万历间，人口骤增，居民稠密。来自四乡、外地的农村过剩人口汇集在府城周围。四郊十里左右，人口不下二十万，大多数从事工商职业。府城东、西门是商业、手工业麋集区。万历年间，东城“男人制鞋”“轻俏精美”，“率以五六人为群”，“列肆郡中，几百余家。”西门外，有暑袜店百余号，远方客商争来购买。这些工商业人口的多样性、复杂化的较高消费来自市场，交换的扩大又反过来刺激生产结构的商品化程度。这样的消费显然与官僚、军队、士绅、城居地主及其仆从的庞大消费有别。此外，还有一个因素不能忽略，即当时租税折银现象也促进了市场交换的繁荣，尽管其中因商品作为租、赋转化物的不纯性而使交换掺杂着大量水份。
    与物质消费提高相适应，江南城乡不同层次的文化消费也有了相当可观的提高和转变，当另文述及。
    三、消费品结构、消费行为结构对商品经济的影响
    依照“物的有用性”即使用价值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消费行为可大致划分为一般性的日常生活消费与奢侈性高消费。
    在社会消费品总量中，一般日常消费品质量的提高和比重的增加，意味着社会经济正常、健康的发展和进步。在前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物质生产水平低，但由于阶级、等级、职业差别和财富差别的悬殊，享有特权或财富的“非生产者”的奢侈性消费畸型地膨胀，其对市场的依赖性尤其促使长距离贩运贸易的片面发展，由此影响到生产结构里劳动、资金的投入集中于奢侈性用品的生产，从而相对削弱了日常生活用品的生产。高侈奢消费行为还使劳动和资金流入商业、服务、娱乐业领域，浪费了大量财富，在一定程度上堵塞了扩大再生产的各种机会。
    奢侈性消费品与一般日常用品的界线不是一成不变的。明清江南地区某些原属高档消费品的商品降为普及性的一般生活用品，这是一个可喜的征兆。如棉布衣饰在唐时仅为权贵服用，迄及时代，“凡棉布御寒，贵贱同之。”⑦至清时，“江南一带，康熙间，常服尚多用布。”到嘉庆间，已是“以布为耻，绫缎绸纱争新色新洋。”⑧棉布作为日常用品，其庞大的消费需求有力地推动了棉花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和棉纺织业的发展。丝织业中也存在相似的情形，如包头绢行、改机行，都是生产与民间消费有关的日常服饰品，包头绢为创织细软的纱代替高级品的精纱，而改机则是把原属高级品的缎或纱改织成较坚实的绸，以利在民间扩大销路。这类日常用品范围的扩大、数额的增加、质量的提高，有利于产品结构摆脱前资本主义的性质。
    但明清江南地区消费行为的两极分化依旧严重，并且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奢侈性消费益发炽盛。康熙“盛世”之时，唐甄根据在苏州一带亲历，描绘了城乡、贫富人家消费和经济水平的巨大差距，“行于都市，列肆焜耀，冠服华朊，入其（农家）家室，朝则熜无烟，寒则娟体不申。”⑨广大生产主体的消费能力低下，表明他们缺乏经济实力进行扩大再生产。
    明清江南奢侈性高消费是在商品经济广泛发展的背景下形成的，这究竟与市场交换和生产结构有什么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