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全国及海外消费结构与明清江南商品经济的互动
    从明清江南市场的超区域辐射功能的视角，可以看到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特点与全国的消费需求、消费结构互为制动、密切关联。由于各地的生产、生活水平普遍低于江南地区，使得江南以棉布、丝帛为主的农、副、工产品遍销全国及海外，而销售路线的不断转移避开了某些地区生产发达后阻滞江南产品进入的障碍。这就使得江南日常用品商品化生产因为有广泛的市场需求而具备了持久的生命力，可同时也抹煞了生产技术突破性革新的要求。
    国家维系庞大的官僚、军队等财政供给除来自赋税外，也部分地与江南市场发生直接、间接的联系，如“领织”、“市买”即是如此。特别是军队所用的棉布多是购自江南市场。封建国家这种巨大的军政消费需求对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另外，皇室、贵族、官僚和各地的地主、富商以及少数民族首领的奢侈性高消费需求，影响了消费结构的比例和性质，对明清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发挥了不容低估的作用，这种作用如同前面分析的江南富贵阶层消费需求所产生的效果一样，弊大于利。此外，海外市场对江南产品的消费需求，基于明清政府对海外贸易的禁止和限制，以及中国以农立国的大陆国家的特点，对江南商品经济结构的影响是偶发的、扭曲的、微小的。而不似近世之初的西欧国家由于海外市场对高档消费品需求的扩大引起日用消费品生产的增长，由此出现商品经济结构的革命性变革。
    六、小结
    通观明清时期以江南地区为主的全国消费结构在江南商品经济运动中的地位和影响，可以得出带有总结性的观点。
    人口密集的压力是促使商品经济发展的最初、最直接的消费动因。生产的日益商品化、工商业人口的增加和集中，使生活消费愈来愈依赖市场。但消费结构的内部比例依旧不合理。马克斯·韦伯指出：“走向资本主义的决定性作用，只能出自一个来源，即广大群众的市场需求，这种需求只能通过需求的大众化，尤其是遵循生产上层阶级奢侈品的代用品路线，而出现于一小部分奢侈品工业中，这种现象以价格竞争为特征，而为宫廷进行生产的奢侈品工业则遵循质量竞争的手工业原则。”（20）固然与中国传统商品生产相比，明清江南日常生活用品的商品化生产得到广泛的、长足的发展，然而从质量竞争变为价格竞争的新型消费经济没有形成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反因富贵阶层消费能力的提高和尚奢风气的普遍化，奢侈品的商品性生产恶性膨胀，并进而加剧了交换的过度发达和市场的畸型繁荣。
    通过对消费结构的剖析，可以看到明清江南商品经济的种种规定。城乡普通人家尤其是农户的消费水平相对低下，这主要是因为生产结构里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个体小农经济的生产力伸张度有量与质的限定。由于城乡浑然一体，经济对流极不充分，城乡交换仍旧限于地方小市场上的盐、铁、茶和粮食。城镇市场的繁荣纵然与手工业的壮大有关，但交换重于生产的前资本主义性质一仍旧贯，较大规模的手工作坊、手工工场极为稀少，反映出生产分工与生产力依旧不发达。相反，城镇珍稀奢侈品贸易、土特产贸易以及零售商业、饮食业、娱乐业的发达和市民文化的糜费腐化，说明这种不合理的消费结构受到特定社会经济形态的制约。在这样的背景下，商品经济的发展就难以出现质的突破，鸦片战争以前的江南商品经济还是没有自行走出中世纪。
    注释：
    ①参见从翰香《论明代江南地区的人口密度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载于《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3期。
    ②［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卷9“农事·开垦下”。
    ③［明］张履祥《补农书》卷下。
    ④［明］宋雷《西吴里语》卷3。
    ⑤参见《资本论》第3卷320、327页。
    ⑥［清］钱泳《履园丛话》卷24下“杂记下”。
    ⑦［明］宋应星《天工开物》上卷，“乃服第二卷”。
    ⑧［清］黄印《锡金识小录》卷1。
    ⑨［清］唐甄《潜书》下篇上，“存言”。
    ⑩［明］张瀚《松窗梦语》卷4，“百工纪”。
    （11）［明］徐献忠《吴兴掌故集》卷13“风土”。
    （12）［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1。
    （13）［清］孙之騄《二申野录》卷4。
    （14）［清］钱咏《履园丛话》卷7“臆论”。
    （15）［清］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上。
    （16）万历《嘉定县志》卷2“疆域志·风俗”。
    （17）［清］顾炎武《日知录》卷13，“奴仆”。
    （18）［明］王世贞《觚不觚集》。
    （19）［明］汪道昆《太函集》卷52，“海阳处士全仲翁配戴氏合葬墓志铭”。
    （20）马克斯·韦伯（又译作“维贝尔”）《世界经济通史》第26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