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奢侈性高消费风气对商品经济的影响
    在日常消费品商品性生产增长的同时，明清江南的奢侈性高消费品也与日俱增。消费行为的“尚奢”风习迷漫于大、中、小城镇以至乡村，见诸当时士大夫充满愤慨和忧患的议论，张瀚写到：“至于民间风俗，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自昔吴俗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赴焉……”⑩尚奢耻俭还引起社会道德风尚的变化，徐献忠认为：“今天下风俗，惟江之南靡而尚华侈，人情乖薄，视本实者，竞嗤鄙之。”（11）
    以尚奢、薄情为特征的消费、道德风气的嬗变大抵以嘉、万时期作为一个转折点，“正、嘉以前，南都最为醇厚。”（12）许多“百不见一二之”的现象伴着明中叶江南商品经济的高涨层见叠出。“传者谓：弘治时，世臣富；正德时，内臣富；嘉靖时，商贾富；隆万时，游侠富。”（13）商品经济的发达引动了奢侈性消费的膨胀和社会风气的商品化。
    产自江南的直接与商品生产有关的高档商品主要是精致昂贵的丝织品。高档丝织品工艺复杂，不仅需要手工精细的熟练操作，而且需要劳动分工和协作，这裨益于生产的集中化，因而丝织行业中的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场相对多一些，还出现了生产关系的某些变动。但大体上还是依靠熟练劳动力的劳动投入，精益求精，如此紧密的内部组织结构抑制了生产分工和协作的社会化。这种生产奉行质量竞争的原则，不同于实行价格竞争的“合理化”生产--后者以改进技术、扩大产量、提高劳动效率为标志，是近代资本主义生产的竞争、经营方式。历史悠久的丝织业日益变为生产高、精、尖产品的产业，不能促使整个生产结构的革命性变动。如同英国传统的毛纺业一样，既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国丝绸在近代国际市场仍有极强的竞争力），也有顽强的惰性。在历史上，生产技术、生产关系的变革总是出现在新的产业上，如近代英国是在新兴的棉纺工场里最先使用蒸汽机，从而揭开了产业革命的序幕。
    江南以丝织品为主的高层次消费品远销全国及海外，同时各地及海外的珍稀产品也大量的汇入江南市场。这决不仅仅在于富贵人家消费水平即购买力的提高，亦与尚奢竞侈的普遍风尚相关。城乡中、小人家很多贷钱购买金银首饰，竞为华侈。在苏州，“不论富贵贫贱，在乡在城，男人俱是轻裘，女人俱是锦绣。”（14）
    奢侈性消费刺激了商业、服务业的发达，可以消化大批过剩劳动人口，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一定的益处，清人顾公燮，体察到了这点，“自古风俗移人，贤者不免。山陕之人，富而若贫，江粤之人，贫而若富。即以吾苏而论，洋货、皮货、绸缎、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不知几千万人。有千万人之奢华，即有千万人之生理。若欲变千万人之奢华而返于淳，必将使千万人之生理，亦几于绝，此天地间损益流通，不可转移之局也。”又议论道：“治国之道，在于安顿穷人。……苏郡五方杂处，如寺院、戏馆、游船、赌博、青楼、蟋蟀、鹌鹑等局，皆穷人大养济院。一旦令其改业，则必至失业，且流为游棍，为乞丐，为盗贼，害无底矣。”（15）然而，这种前资本主义性质的“第三产业”脱离了物质生产力水平。盛宴酒会、住宅园林、珠光宝器、陈设装置、纳妾宿妓、婚丧嫁娶的挥霍铺张，以及过度的民间信仰、风俗节日等方面的消费对生产和商品生产的意义几乎都是消极的。其对商品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负面作用主要表现以下方面：
    加剧市场畸型繁荣，浪费巨大社会财富。高消费的主体多为享有特权的官僚贵族、城居地主、富商大贾及其奴仆队伍。他们的资财源于生产者的剩余产品，多是租税的转化形态，如官俸即取自政府征收的田赋杂税，以及各种法外收入。他们所购置的高档奢侈性产品不管是本地所产还是靠长途贩运进来的，价格都远远高于价值；加之他们的收入很多不是来自亲身生产，必然不甚计较商品的真实价值，如此一来一般生活用品的价格与高档消费品的价格之差距大得惊人。况且庞大的仆从队伍也是消耗社会财富的重要因素。明清奴婢制度十分发达，男优女婢、青楼娼妓、舆夫佣仆，数量壮观，“大家僮仆，多至万指。”（16）“人奴人多，今吴中仕宦之家，有至一、二千人者。”（17）这些奴婢或半婢身份的“雇工人”多用于家内服役，属寄生性消费人口。另外，活动在江南的外地商人和高利贷者为了抬高自己的社会身份，更为穷奢极侈，挥霍无度，时称：“大抵吴人滥觞，而徽入导之。”（18）因本土地贫瘠、田赋沉重而难投资地产的徽商，其自身的家庭生活颇为节俭，但却在盛宴酒会、纳妾宿妓、娱乐游戏等社会化的消费上不惜挥金如土。这也限制了商业、高利贷资本可能向产业资本转化的量额。由各色富贵人家及其附从人口所造成的奢侈性高生活消费，使明清江南市场带有畸型膨胀的病态，尚奢风气滋长、蔓延、辐射到一般庶民地主和中小人家的日常消费习俗上，即便外出打工糊口的行帮中，许多人也把血汗钱糟蹋在酒肆、赌场与戏馆中。这种靡然风行的“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短期消费方式，严重损害了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资本积累。
    江南本地富户中，地主型居多，生活消费主要来自田产，有的也兼营商业、高利贷业。但由于地权可移动性的“软化性格”，土地买卖在商品货币发达的气候里更为频繁，因此稳定的田产收入得以权力所带来的财富收入作保障，故而最终强有力维持奢侈生活的后盾是政治权力。江南士大夫如林如云，享有官衔和功名的士绅，包括现任官僚、致仕吏员以及生员、监生，各恃自己的权势，兼并土地。宦海沉浮，风云变幻，故江南田地多易其主。因此，科举入仕、破财捐官，用超经济的手段以保征经济利益的现象在江南地区尤其普遍。在这方面，殊为瞩目的是占据明清江南商人资本市场最大份额的徽商、晋商等商帮的“政治性消费”。许多徽商虽以微本起家，恪守职业道德，兢兢业业，惨淡经营，可一旦拥有一定的资财后便不惜血本勾通官府，谋求特权以赚取更多的利润和减少经济的与非经济的搔扰、盘扣。大一些的徽商大都经营受官府扶持和控制的盐、茶贩运业和典当业，颇具官商色彩。政治性消费的另一目的是抬高社会地位，炫耀门第。徽商还积极参予江南地区修路筑坝、赈灾救贫等公益、福利、慈善事业，博取盛誉。此外，徽商等外地商人效法江南仕宦人家，将大量资财用于捐官和扶植乡族子弟科举入仕，不独因为权力是财富的矿藏，还如汪道昆所言：“夫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夫人毕事儒不效，则驰儒而张贾，既侧身飧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一张一弛，迭相为用。”（19）本来可以作为有力的经济力量的大量资财消耗在政治性的无谓投资上，这种物质财富的“异化”消费遏制了向产业资本转化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