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经述议》在隋代中期撰成之后，以刘炫的学术地位推测，此书应有一定影响。而且，上文已言，《古文孝经孔传》在刘炫的推动下被列入官学，则专解此传的《孝经述议》在当时官私学中亦当多有流传。《旧唐书·经籍志上》、《新唐书·艺文志一》均着録有此书全帙，可知至晚到唐开元年间，《孝经述议》尚无亡佚之事。
    然而开元、天宝年间，唐玄宗先后两次亲撰《孝经注》，并颁定官行，彻底改变了包括《孝经述议》在内的一大批《孝经》古注的命运。在《崇文总目》、《宋史·艺文志》以及宋代的各种私家书志中，我们已经看不到《孝经述议》的着録，各种类书、经传、史志中也极少提到这部书，惟一的例外是邢昺所编的《孝经注疏》。但是，《孝经注疏》既然是以唐元行冲的《孝经疏》为底本，而宋代史志目録以及其他图籍中又从未提及《孝经述议》，则见于《孝经注疏》中的那些零星引用《述议》的文字很有可能正是从元行冲《孝经疏》中照録而来的。这可以从唐玄宗的《御注孝经序》中得到印证：
    韦昭、王肃，先儒之领袖；虞翻、刘邵，抑又次焉。刘炫明安国之本，陆澄讥康成之注。在理或当，何必求人？今故特举六家之异同，会五经之旨趣。（28）
    玄宗注《孝经》既然已经参考刘炫《孝经述议》，则元行冲为之作疏，亦必然会征引《述议》为之解，邢昺照録《孝经疏》，故《述议》之片甲鳞光得以留存，而马国翰所辑佚之一卷本《孝经述义》，主要也就是从《孝经注疏》而来。
    既然《孝经述议》在唐末五代即已亡于中土，则该书之传入日本，亦当不晚于隋唐五代。日本清和天皇在贞观二年十月的诏令中提到《古文孝经》时说：“此间学令，孔郑二注为教授正业，厥其学徒相讼，盛行于世者，安国之注，刘炫之义也。”（29）清和天皇的贞观二年相当于唐懿宗咸通元年（860），可知至晚在公元860年前，《孝经述议》已经传入日本，（30）并在士人中影响广泛，其传习之盛，甚至在《孝经郑注》之上。又据李学勤先生介绍，现存最早的日本《古文孝经》抄本，即出土于胆泽城的《古文孝经》漆书残卷被遗弃的时间是9世纪后半期，而其抄写时间据日本学者鉴定，在奈良时代中期至后半期，也就是说属于8世纪中叶以后的写本。（31）由此可知，《古文孝经孔传》本传入日本的时间，大抵应在隋末至中唐，与《孝经述议》传入时间十分接近。《孝经述议》本为《古文孝经孔传》而作，两者相辅相成，或者同时传入日本，亦未可知。
    杨守敬的《日本访书志》着録有《弘决外典钞》一书，乃日本村上天皇之子具平亲王所作，该书作于日本正历二年，即宋太宗淳化三年（992）。据杨守敬称：
    至于具平注中所引，如葛洪《兼名苑》当出于《和名钞》。麻果、韩知十、郭知玄、祝尚丘等之字书，疑出于《东宫切韵》、《周书异记》、《汉法本内传》、顾恺之《启蒙记通玄》、贾大隐《老子疏》、周弘正《庄子疏》、刘炫《孝经述议》，皆古书之罕见称引者。（32）
    可见到宋代初年，虽然中土已无《孝经述议》，但此书仍在日本士人间传习。但是，由于御注《孝经》在中土颁定之后亦传入日本，并得到了日本朝廷的认可，成为新的官学，（33）《孔传》和《述议》的流传乃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该书在日本遂逐渐湮没。据胡平生先生介绍，今京都大学所藏残卷乃1942年日本国宝？{查委员武内义雄博士在舟桥清贤家中清理其所藏的古籍时发现的。（34）而据严绍璗先生探访，此本乃“世上惟一存本”，（35）则可知此书在日本亦曾被视为亡佚，其两亡而复得，实在值得庆幸。
    这里又有一个问题需要探讨，即曾在日本广泛流传的佚名文献《孝经直解》与刘炫《孝经述议》之间的关系问题。（36）题名为《孝经直解》的著作，就笔者所知，共有三种，其一为元代贯云石所作，所据为今文《孝经》，乃是用元代白话逐句翻译《孝经》，为研究近代汉语的学者所重视；其二为清代四川双流刘沅所作，《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此书“所解直诂本文，故名直解。解后间附论辨，自畅其说，不为旧解所拘”；（37）其三则为本文所论的流传于日本的佚名文献《孝经直解》。就笔者所知，是书最早的钞本出现于日本天文二十三年（1554），其本今藏于日本细川开益堂，而弘治年间（1555-1558）、永禄三年（1560）、永禄十二年、天正五年（1577）亦均有钞本或影钞本存世。（38）此外足利学校还藏有古写本两种，其时代亦当在室町时期，（39）据吾田资坦氏云，此书原为全帙，但至晚到天明九年（1789），除了孔序部分的《直解》外，其余各卷均已佚失：
    足利学校昔藏其书，今也则凶矣。吾幸得其《序》解而藏之。（40）
    据笔者目验，包括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两种藏本在内的各种传世本《孝经直解》，虽然其书卷前题名为“孝经直解”，但仅有《孔序》部分存在“直解”，正文部分则均为《古文孝经孔传》而已，可证吾田资坦所云“凶矣”并非虚言。《孝经直解》一书大概在16世纪、至晚在18世纪末的天明年间出现了严重的亡佚，除了《孔序》部分得以留存以外，正文部分全部佚失，今传各本都是以原《孝经直解》的《孔序》部分配补《古文孝经孔传》的正文而成。因此有些传本，如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所藏室町时代古抄本中的一种，就将全书的题名作“古文孝经”。（41）
    由于这部书并无署名，因此，关于其作者，历来存在疑问。天正五年（1577）钞本的天头有这样一段文字表明了抄书者对于该书作者的推测：
    《直解》者，汉刘炫为之，世或汉蔡邕作之《直解》，此说误。（42）
    而东洋文库所藏古钞本的天头上更有关于这一问题的简略分析：
    此《直解》者，魏刘炫所作，何以知之？《左传正义》谤贾谊、服虔之体少似之，故曰炫直解也。（43）
    看来，抄书者对于该书作者的判断，完全是出于对文气语体的辨识，而天明九年（1789）藤田一正《古文孝经直解跋》对于该书作者的推测，由于抓住了注文中出现“炫以为”的直接证据，乃显得更为可信：
    卷首有解子国序，题曰《古文孝经直解》，不著作者姓名，然其文有‘炫以为’云云，则盖光伯之所著也。
    藤田一正还曾就这一问题质诸江户绵引子周：
    子周氏复书曰：吾质诸吾田资坦，资坦曰：“《孝经直解》，刘炫所著无疑矣。”（44）
    事实上，我们将《孝经直解》与《孝经述议》的残卷相比照，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直解》的注文皆出于《述议》，但无论是两书的体例，还是内容的繁简，都存在很大差异。就体例而言，今存《述议》两卷体例略有不同，卷一乃是先分段抄録孔安国序文，再以“议曰”领起述议，而卷四则不抄録经注原文，只是以“某某至某某”的形式标出起止，接着再以“议曰”领起述议，与《五经正义》的体例十分接近。笔者在下文将会提及，卷一与卷四并非同出一本。因此，我们认为卷四的体例应当是“述议”的原貌，而卷一则是抄録者为了自己阅读的方便，将“某某至某某”的标起止改为孔序原文。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将有专文探讨，这里不再详述。但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不论是卷一还是卷四，其体例与《孝经直解》都完全不同：《直解》的体例，就笔者所见的《古文孝经孔序》部分看来，乃是将注解以双行小注的形式直接羼入正文之中，如首句“孝经者，何也”，即在“孝”字下插入“事亲之名”，在“经”字下插入“事亲之书，论孝之经”，而“何也”下面则并无注解，直接连到下句“孝者人之高行”，再插入双行小注“为孝是行之高者也”，既没有“议曰”二字领起，也没有标起止的短句，与《述议》差异极大。
    而从内容上来看，就题名“孝经序”的部分而言，《述议》作：
    议曰：序、叙，字虽异，音义同。《尔雅·释诂》云：叙，绪也。孙炎云：谓端绪也。然则居传之端，叙述其事，故以序为名焉。孔氏既为作传，故序其作意，此序之文凡有十段明义：自《孝经》者尽经常也，解《孝经》之名也。自有天地尽斯道灭息，言孝之兴赞，在君之善恶也。自当吾先君尽并行于世，言孔子作《孝经》之由也。自逮乎六国尽绝而不传，言废之所由也。自至汉兴尽颇以教授，言河间所得犹非正真也。自后鲁恭王尽出于孔氏，言其得古文之由也。自而今文尽诬亦甚矣，言习非己文，远悯正经也。自吾愍其如此尽正义之有在也，言己为传之意。自今中秘书尽今文《孝经》，言在朝真虽见重，民间为犹未息也。自昔吾逮从伏生以下，言俗有谬说，己须改张之意也。（《述议》卷一，页6B-7A）
    而《直解》则云：
    序、叙，宇虽异，音义同。叙，绪也，谓端绪也。居传之端，叙述其事。（45）
    一繁一简，差异迥然。很显然可以确定，《直解》当系日本后学抄撮《孝经述议》而成，由于其文极为简要，故又有《孝经直解要》之名。（46）《直解》的目的，乃是为了帮助一般学习者阅读《古文孝经》，因此，对于刘炫引书时标出的书名，以及刘氏溢出经文本身的发挥等多有删略。由于这个本子与原先的《孝经述议》相比已经面目全非，因此，节録者不便再冠以刘炫之名，只能以佚名的形式流传。而另一方面，我们又注意到，关于《孝经直解》与《孝经述议》之间的亲缘关系，只要将此两本并读对照，则立刻可明其分晓。但长期以来，日本学者只能通过《直解》的文气，以及其中零散出现的“炫以为”等信息来推测其作者，这就告诉我们，到《直解》比较流行的天文、弘治时期，《孝经述议》恐已不为多数士人所得见，抄书者已经无法用《孝经述议》来比照此书，以推知其作者和性质。上文已言，《孝经述议》的残卷直到1947年方为武内义雄博士发现，则由此推测，其湮没于人间的历史或许可以追溯至天正年间（1573-1591）乃或更早。总之，通过《孝经述议》与《孝经直解》的比照，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孝经直解》的“原作者”及其性质，更可藉以推知《孝经述议》在日本历史上的流传情况。
    关于京都大学所藏《孝经述议》残卷（卷一、卷四）的传抄源流及版本形态，胡平生先生在《日本〈古文孝经〉孔传的真伪问题》一文中作了述论，读者可以参考。据其介绍，京都大学藏本系日本室町时代明经道大儒清原宣贤（1475-1550）抄于明应六年（1497）。清原氏乃经学世家，京都大原三千院所藏建治三年（1277）《古文孝经》钞本即出于清原氏之手，（47）因此，其家藏有世所仅见的《孝经述议》亦在情理之中。据笔者目验此书照片，发现两卷虽同出于舟桥清贤家中，但两卷各为一册，且其装帧、封面、用纸、笔迹均存在较大差异，卷一装帧简单，书题直接书于封面上，“青松”之名署于右侧下端，字迹潦草；卷四则装帧较精善，书题题于封面贴纸之上，并有书印，“青松”之名署于左侧下端，字迹工整娟丽。卷一扉页有“明应六年六月日藏人宣贤赠之”字样，而卷四则无，因此两本是否原来同为一帙，实令人怀疑。不过，该书封面既然题有“青松”二字，而“青松”乃清原宣贤曾孙清原国贤之号，因此卷四的抄成时间，应当也不会晚于明代中后期。
    就卷一而言，其抄録过程中曾有部分讹误脱漏，以墨笔涂改或缀字于正文旁，其笔迹与正文相似，或为原抄者所改。就卷四而言，其抄録中亦有脱误，或以朱笔、或以墨笔缀字于正文旁，笔迹亦与原钞本相似，但数量较少，不能确定是否是原抄者所改。在卷四的缀字中，有一类特别值得注意，列之如下：
    1.《礼记》曰：万物本于天，人本于祖。是由祖（俱，本乍）为我本，故可以相配也。（《述议》卷四，页31B-32A）
    2.以周公身非正主，故云康（秉，或乍）人君之权，处人主之势。（《述议》卷四，页37A）
    3.其天性君义，母与父同，但（本无）既以父子相对，于父不得容母。（《述议》卷四，页40A）
    4.非法失宜，则是悖德（礼，或乍）悖礼（德，或乍）。（《述议》卷四，页42B）
    5.世（或无）人之道，必先亲后疏，重近轻远。（《述议》卷四，页42B）
    6.朝夕，谓无时暂（蹔，本乍）止。（《述议》卷四，页48B）
    7.男子割势，妇人幽闭（閇，或乍）。（《述议》卷四，页53A）
    8.君者，号令之主（王，本乍），臣之所禀命。（《述议》卷四，页55B）
    9.故王者以孝道教民，使敬其父，则为子者皆悦也；以悌道敬（教，本乍）民，使敬其兄，则为弟者皆悦也。（《述议》卷四，页57B-58A）
    10.王肃云：可以居天位，子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