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从报上看到江总书记在中央党校讲话的报导及有关文章，似涉及了防“左”的问题。这确是我们党有史以来的一个大难题，必须从根本上彻底解决，否则今后还可能出现麻烦，甚至再走弯路。
    我离职十多年来，主管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从一大到十三大）的编纂工作（省地县三级已出版，中央卷近期也将面世）；同时自己也写了一些50年代的经历和有关研究毛泽东的书。因此，回顾历史，感想颇多。古人说得好：“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恩格斯也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不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来得快。”趁这次列席十五大的机会，本着知无不言之旨，就回顾历史谈一点感想和意见。
    （一）党的七十六年历史中最难改的错误是什么？一个字，“左”！
    王明的“左”倾路线，从1931年开始，经过遵义会议，到1941年延安整风，整整十年，才做了全面总结，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统一了全党认识，取得革命胜利。但一些根据地的“肃托事件”，1942年审干抢救运动，解放战争期间的土改，仍出现过严重的“左”。
    建国头七年，经济恢复、社会主义改造和“一五”计划等方面，成绩很大，但也有改造过快等“左”的东西。1957年至1978年的20来年，走了一条漫长的“左”的错误道路：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社教，直到十年“文革”灾难。1978年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批“两个凡是”，平反冤假错案，改革开放，走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路。但直到现在，“左”的阴魂从未散去。有鉴于此，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谈话，特别讲了“左”是根深蒂固的问题。可以说，邓小平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狠抓一个中心，坚持三个有利于，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和理论，近20年来，相对的种种“左”的干扰始终没有停止过。
    历史上“左”造成的恶果甚多，其中整人（往死里整）是最大恶果之一。江西时期从富田事变开始“肃反”，打“AB团”、打“社会民主党”、“改组派”、“托派”、“罗章龙派”等等，直到长征结束才停止。我接触到的材料，鄂豫皖、湘鄂西、 湘鄂赣三个地区共杀了45000人，加上中央苏区、湘赣、闽西、闽浙赣等，直到陕北，自己杀自己，总数估计不下七八万，从根据地创始人、省军地县干部，一直杀到士兵。湘鄂西杀得只剩下5个党员。许多地区是自己杀得站不住脚的。
    延安抢救运动，康生执行，说“特务如毛”。幸有毛主席的九条方针，才没有再开杀戒，但也杀了几个，如王实味。可是《唐纵日记》1942年8月23日写到：现在延安很乱，可惜我们没有一个内线。 唐纵是戴笠的二把手，当年在蒋介石侍从室负责特工。
    建国之后，肃反发展到以言治罪，以思想划阶级。1957年前后反胡风，反右派，反地方主义，尤其反右，整了当时十分之一的知识分子，内多高级知识分子与精英人物。庐山会议后反右倾，伤及380万人。 “四清”运动，认为有多数基层组织不在我们手中。十年“文革”更是遍地敌情，如山冤案，国家主席、三军元帅都难幸免。
    1978年后，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基本结束了自己整自己的漫长历史。但是积习犹存，余波未息，“左”王、“左”爷们时有表演。
    为什么会反复出现上述历史情况？首先是理论与认识问题。
    革命时期，“左”的教条主义盛行，同共产国际、斯大林有关，对中国革命的问题在认识上有偏差，包括肃反政策也受苏共影响。七大前总结历史教训的第一个《决议》，讨论时虽然平反了一些历史上的冤假错案，但是从富田事变开始的“肃反”运动，并没有做全面彻底的总结。审干抢救运动，也没有认真总结教训。康生这个“肃反大师”一直身居高位，“文革”期间同“四人帮”结合，在党内党外，从上到下，全国各地，制造了千千万万冤假错案。
    建国初期，土改完成，认为封建主义已经解决。开始建设，争取苏联援助，沿用苏联模式。《论十大关系》想摆脱苏联某些影响，走自己的道路，但总的方向仍是列宁那里来的：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时刻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认为今后的斗争对象与要消灭的是资产阶级及其思想（知识分子划入资产阶级）。且又急于求成，反右结合“反冒进”，搞“一大二公”，平均主义，从合作化到公社化，三年“大跃进”，超英赶美，一度幻想向共产主义过渡。结果经济大倒退，饿死几千万人（广东非正常死亡80多万人--编者注）。仍然不接受教训，转而从经济运动完全转向政治运动；认为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为整个过渡时期，一直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造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终于认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要清除“身边的赫鲁晓夫”，发动“文化大革命”，真正搞成了“天下大乱”。
    回顾1945年《论联合政府》中讲的“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将中国建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真是不胜感慨。
    上述情况同当年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也有关系。争相输出革命，两大阵营对抗竞赛，东风压倒了西风，资本主义已到垂死阶段，帝国主义日落西山。赫鲁晓夫揭开斯大林盖子的后果，导致我们长期的反修防修，同国内“左”的路线紧密结合。
    总之，如小平同志所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根本问题长期没有解决。尽管近20年来，我们从实践中解决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农村联产承包，经济多元化，发展“三资”企业等等。同过去路线相比，可说“反其道而行之”，因而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国有企业改革仍然步履蹒跚，迟迟未能突破，导致几次失业高峰。这方面从实践到理论都有待新的发展--前无古人的发展，必须突破马恩列斯毛不适于当今世界实际的违时或失效的论述。这方面我们要学习当年毛泽东的气概：不要怕马克思，我们做的已超过了马克思。
    （二）发生以上革命和建设两个阶段长期“左”的错误，其根本原因何在？
    前面已经提到，首先是理论和认识问题。说得简单一点，两个时期都吃亏于“左”的教条主义的束缚，长期局限于阶级斗争和“消灭一切私有制”的框框。马恩的学说产生于19世纪的西欧，他们根据西方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当时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得出来的结论，怎么可能适用于100多年后的东方与全世界呢？ 马克思自己就不同意“马克思主义”的提法。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科学是发展的，是不能停滞的（真理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可以说，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有同有异的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不能怪马克思，也不要怪列宁、斯大林，只能怪自己。何况我们并没有遵从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原则：人类历史发展的基础是生产力和经济制度，而不是上层建筑，后者对前者只能起一定的反作用。可是十年“文革”我们全部颠倒了。
    社会主义在历史上是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理想提出来的。西方早期社会主义者囿于小生产的狭隘眼光，只能从道德上抨击初期资本主义的丑恶现象，无法找到实现自己理想的物质基础。马恩继承了早期社会主义者追求的社会公正的价值观，根据产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与社会两极分化，看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和力量所在，从而提出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是“消灭一切私有制”。他们对社会主义如何实现公有制，不可能作具体设想。列宁急于消灭私有制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碰了钉子后，改行新经济政策，而且认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将是长期的过程。斯大林没有继承列宁的路线，反而批判布哈林，从理论到实践，认为只有采取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完全的计划经济（消灭商品），才能实现社会主义。苏联几次宣布实现了社会主义和向共产主义过渡了，可是历史证明，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还在经济的失败（现在还有40%的国有制），民心不满首在商品的匮乏。国有制经济并非社会主义的特色，西方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但都有各种教训。
    我们经过长期的痛苦的弯路，终于认识清楚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历史上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现代市场经济制度适用于不同的国家和社会，总之，利多害少，包容性强，效率较高，成本较低。只有通过市场经济，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邓小平理论上的一大突破。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规定为实现共同富裕，避免两极分化（追求社会公正），近20年的实践，证明邓小平理论的正确。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这一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还要继续发展。
    过去我们讲惯了“兴无灭资”，资本主义是万恶之源，是世界上最丑恶的东西，只能永远斗下去，只能是“你死我活”。近20年的对外开放，来往交流，终于提出“要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相信马克思活着也会这样说的）。因为随着两次世界大战和殖民制度的崩溃，亚非拉新独立国家的诞生，尤其是科学技术的空前发展，全球市场的统一，冷战的结束，世界走向和平发展的道路，现在的资本主义制度有了许多新的变化，首先是资本与市场，阶级结构也发生变化（“蓝领”缩小，“白领”扩大）。总之，生产力在变化，生产关系也在变化，更不要说社会保障制度（这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条件）的走向健全。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及其生产关系并没有固定下来，还在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更是如此。他们两者之间生产关系的变化，是否可以找到某种共性与交叉之处呢？（西方有一种“趋同论”，我们理论界有人批判过）。马克思早就说过，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包括股份制）发展，就包含有社会主义因素。暴力革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马恩也说过）。我们从来反对“改良主义”，能够逐渐改良，用和平的手段发展、变化，究竟有什么不好呢？立场只应当一个：走共同富裕道路，手段各自为之。
    除了思想认识和理论问题外，根本原因还有一个体制问题，即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还没有做得很好，这就同民主化的问题有关。
    我国是一个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儒家命根三纲六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于是从秦始皇到蒋介石，是一个个人专断、家长制和愚昧盲目、迷信盛行的国家；当然也是一个权力无限，滥用权力，没有监督与法制的国家。这种专制传统也不能不影响到我们的党和我们的新中国。
    革命和战争年代，地下党与根据地的党，对敌斗争尖锐，战争环境，军事生活，需要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党政不分顺理成章。但当年也还有某些值得回忆的民主生活。延安整风开始，广泛填写“小广播表”，就逐渐不敢随便说话了。建国之后，战争年代的这些传统不仅继承下来，而且历次运动有所发展。因为敌人变成了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是有文化的人，于是阶级斗争更转入思想意识领域。毛泽东毫不讳言：“我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他说，秦始皇不过坑了四五百个儒生，我们打了几十万。一个以反封建专制主义为天然职志的共产党，到十年“文革”，林彪鼓吹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一句顶一万句”，“四人帮”搞封建法西斯主义，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这不能不令我们深思。
    1980年8月31日， 中央政治局通过了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极其重要的讲话。讲话着重讲了“权力不宜过分集中”的问题。“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我们历史上多次过分强调党的集中统一，过分强调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很少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很少反对个人过分集权。”“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