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我们的组织原则中有一条，就是下级服从上级，说的是对于上级的决定、指示，下级必须执行，但是不能因此否定党内同志之间的平等关系。不论是担负领导工作的党员，或者是普通党员，都应当以平等态度互相对待，都平等地享有一切应当享有的权利，履行一切应当履行的义务。上级对下级不能颐指气使，尤其不能向下级办违反党章国法的事情；下级也不应当对上级阿谀奉承，无原则地服从，‘尽忠’。不应当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过的猫鼠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一些同志犯严重错误，同这种家长制作风有关，就是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所以能够形成，也同残存在党内的这种家长制作风分不开。总之，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
    “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
    摘引这么多《讲话》的原文，是以其正确性和权威性来说明，经过17年之后，《讲话》中所批判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影响，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作风，特权思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法制的不完备和很不受重视，等等方面，都还没有很好解决。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必然影响经济的更好发展，尤其使得国有企业的改革迟滞不前。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12个问题中有4个问题同上述《讲话》是一致的：坚持集体领导， 反对个人专断；要讲真话，言行一致；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不准搞特权。“在党委会内，决定问题要严格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书记和委员不是上下级关系，书记是党的委员会中平等的一员。书记或第一书记要善于集中大家的意见，不允许搞一言堂，家长制。”“对人对事要开诚布公，有什么意见，有什么批评，摆在桌面上。”“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做实事求是的模范。在工作中，各种不同意见都要听，成绩、缺点都要了解。要鼓励下级同志讲心里话，反映真实情况。要努力造成和保持让人当面提意见包括尖锐意见而进行从容讨论的气氛。”“发扬党内民主，首先要允许党员发表不同的意见，对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严格实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所谓不抓辫子，不扣帽子，就是禁止任意夸大一个人的错误，罗织成罪状，并给予政治上组织上的打击甚至迫害。”“党内在思想上理论上有不同认识、有争论是正常的。对待思想上理论上的是非，只能采取摆事实、讲道理、民主讨论的办法求得解决，决不能采取压服的办法。有些思想理论是非一时解决不了的，除了具有重大政治性的和迫切现实性的问题以外，不要匆忙作结论，留待以后进一步研究和经过实践来解决。”
    《生活准则》这些话写得多么好。可是18年来，这些《准则》实行得如何？周扬事件就是这个《准则》通过不久之后发生的。多年来，似乎很少听到人们谈论这个《准则》了。
    正确路线的制定与执行，党及其领导威信的建立，国家各方面事业的正常发展，除了要解决民主化的问题外，还必须解决科学化、知识化和法制化的问题，这四化也是互相关联的。我们党几十年来，领导革命与建设尤其后者，这四化的建设与贯彻，一直在曲折中前进。历史教训我们，没有这四化的保证，我们的事业是不能取得胜利的。
    （三）应当开始总结这二十年来（1978-1998）的经验教训。
    本世纪前彻底弄清楚我们走过的道路，以及世界整体发展的趋势。总结最主要的成功经验，更要记住最关键的错误教训，避免再走弯路，21世纪走上康庄大道。应当像总结前两个《历史决议》一样，作出我们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当然，什么时候办这件大事，要由时机成熟而定。但这件事是非办不可的。要允许个人思考，也要让学术机构研究；是自发进行，还是有组织领导？是内部“动态参考”，还是允许报刊讨论？其实许多事境外议论甚多，书刊出得不少。研究历史，不能设禁区。前两个《历史决议》，当年都进行过广泛深入的讨论，尤其第二个《历史决议》，全国4000人参加，真正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大家摆事实，讲道理，去掉一切个人恩怨，以党和国家的前途为重，指导思想还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相信这件事终能办好。设想一下，如果没有第二个《历史决议》，这20年能这样走过来吗？何况这20年中并非没有曲折，没有艰难，没有干扰。
    粗粗想了一下，有些问题不能回避讨论：
    --是否存在、为什么存在“根深蒂固的‘左’”的问题？这20年“左”的表现，今后如何防“左”？如果说这20年有右，“右”又在何处？
    --改革开放，引进外资，是否即引进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否已经复辟或存在严重复辟的危险？在我们社会主义政权领导控制下的资本主义企业、集团，其发展同西方是否会有同有异？革命时期就有“红色”资本家帮我们的忙，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资本家、企业家是否会多少带些“红色”？
    --国有企业与公有企业的区别或关系，如何以公有企业为主？姓“公”姓“私”，姓“社”姓“资”的问题，我们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同异何在？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怎样具体定性，主要是政治、经济和理论三个方面，以及同历史上人家（苏联、东欧）与自己（1978年前）及马恩列理论的同异何在？初级阶段将经历多长时间？几代人，几十年，一百年？还是更长或说不清楚？
    （四）中国今后的危险是什么？
    从保证党今后少犯错误或不犯错误，使我国经济与社会生活更加顺利发展，考虑我们有哪些存在和潜在的危险，这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大问题。粗粗想来，是否有这样几个问题？
    1.封建专制主义的余毒是否在各级干部中还不同程度存在？家长制、搞特权、个人专断、听不得不同意见，等等，情况如何？
    2.人们都议论党的威信下降，腐败蔓延，情况究竟如何，怎样界定？过去骂蒋介石是“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毛主席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恐怕从来是实情。记得反右前，毛主席说过，要鼓励民主党派同我们唱对台戏。随后就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当时可能真是这个念头。无奈波匈事件，“右派鸣放”，整个历史就走入弯道了。我们党如何进一步健全民主和法制？除了任期制、选举制、民主生活制度，还应有什么制度？自己是难以很好地监督自己的。中纪委（监察部）如何加强权力，发挥作用？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党管什么？如何能保证党不犯错误？
    3.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如何防止新的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左右社会力量的阶级的出现？如何防止这个阶级对社会生活发生严重的副作用，国家如何从政策等方面加以控制。公私各种经济成分如何服从“三个有利于”，私有经济与公有经济如何相得益彰？
    4.国外威胁问题。对国际形势及世界走向的看法。“敌人亡我之心不死”，是一种怎样的理解与认识，如何对付。苏联的外部教训何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对苏联的崩溃起了哪些作用？这方面我们要注意些什么？我们搞过“反对和平演变”，应当怎样认识和估计这一举措。
    5.自然生态环境问题。水土流失已占全国土地的三分之一。导致洪水灾害的原因何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治水究竟做了哪些好事，哪些蠢事，哪些坏事？有关系统应该总结治水的经验教训。要接受三门峡教训，要准备后事，即水库形成后，将出现哪些严重问题，怎样防范？
    6.教育乃立国之本。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多又素质不高，社会无序（犯法人多）。人口太多如何消化，已经出现过三次失业高峰。普及义务教育，如何提高全体公民的素质。世界今后的竞争主要是经济实力与科学技术的竞争，也即是人才的竞争。关于提高素质的教育，人的素质靠什么保证？我想起《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还使我想起鲁迅说的一段话：“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