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问题是在两次鸦片战争和列强瓜分势力范围的背景下形成的。1841年1月25日，英军强行在香港岛登陆。1842年8月29日，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南京条约》，正式割占香港岛。1860年3月，英国政府派军队在九龙半岛岬角--尖沙咀登陆，并强迫两广总督劳崇光将九龙（即九龙半岛南部和昂船洲）租借给英国。同年10月英法联军攻入北京，英国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北京条约》，割占九龙。1898年6月9日，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并通过次年的定界谈判，租借了深圳河以南、九龙半岛今界限街以北的大片中国领土，及其附近235个岛屿，即后来所谓的“新界”，从而侵占了整个香港地区。
    从1841年英国侵占香港岛起，150多年来，中国人民一直渴望收复香港地区。旧中国历届政府也都做过收复香港的尝试，但皆未能取得成功。本文依次着重介绍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收复香港的尝试，以及列强（特别是英国政府）的反应，并对收复香港的尝试未能取得成功的原因，提出一些见解。
    一、清政府收复香港的愿望
    早在鸦片战争时期，英军强占香港岛之后，中国的爱国群众和官员就强烈主张收复香港。
    英军强行侵占香港岛以后，英国驻华全权代表义律（Charles Elliot）和远东舰队支队司令伯麦（G.Bremer）于1841年2月1日联名发出布告，谎称已与清朝钦差大臣琦善“成立协定，将香港全岛地方让给英国统治”。香港居民看到布告后，立即表示反对英军的侵略行径。据记载：“香港绅民以不愿为夷，联名控诸抚院。”[①a]内地爱国官员、乡绅也行动起来。当时林则徐被革职尚留在广东，他对英军侵占香港岛“闻而发指，劝怡良（广东巡抚）实奏”。在林则徐的鼓励下，2月11日，怡良向道光皇帝报告了英国强占香港岛并出伪示的情况。21日，东莞籍士绅邓淳在郡学召集会议，拟定呈文说：“伪示横悖已甚，宜加痛剿。”他们结队前往督府请愿。琦善竟恐吓说：“款夷出自上意，而诸君未识情形，争执如是，早晚祸及……”请愿绅士未被压服，驻防进士朱朝玠等与琦善一直辩论到太阳偏西[①b]。邓淳等还联名上书怡良，指出丢失香港的严重后患：“倘或聚徒蚁穴，窥近虎门，将水陆大费张罗，斯省会岂能安枕。”他们表达了“白叟黄童，群思敌忾，耕氓贩竖，共切同仇”的心情，要求怡良“为国宣猷，为民除害”，“顺舆情以挞伐”。怡良等见到呈文后表示“愿与该绅士同听凯歌”[②b]。这场斗争造成了反对割让香港、要求收复香港的强大舆论，是琦善始终不敢与英方签署割让香港岛的条约的重要原因。
    鸦片战争期间，中国社会各阶层都有收复香港的呼声。爱国官员裕谦主张招募广东水勇“攻剿香港”。广西巡抚梁章钜也主张，“认真团练乡勇，以收复香港为首务”。双目失明的爱国知识分子张杓在《陈善后事宜》的呈文中说：“又闻有乡人愿先收复香港，功成后补给口粮者。特无人号召之，匿不肯出。”[③b]1841年秋冬，英军北上进犯闽浙期间，参加三元里抗英斗争的水勇头人林福祥上书两广总督祁k4h801.jpg，义正词严地宣称：“夷不可信，和不足恃，香港不可不复”。他主张趁英军北上“由香港后路，潜师袭取”，并自告奋勇说：“祥愿自率本队，以当前锋，少有畏缩，即正军法，亦无悔焉。”[④b]
    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清朝政府还是主张收复香港的。可以说当时是举国上下，同仇敌忾。
    1840年8月，英军打到天津白河口，道光皇帝派琦善到广东议和，并将林则徐革职。12月19日，琦善奏报英国强索香港岛。他指出：“香港亦宽至七八十里，环处众山之中，可避风涛，如或给予，必致屯兵聚粮，建台设炮，久之必觊觎广东，流弊不可胜言。”他建议准许英国在厦门、福州通商。道光皇帝批示说：“愤恨之外，无可再谕。”[⑤b]
    为了迫使琦善就范，1841年1月6日，英军突然发动进攻。7日，夺取了大角、沙角炮台。义律趁势提出五项条件，要求三天之内答复。条件之一是将沙角割让，“给为贸易寄寓之所”。沙角在虎门口外，是广州的第一重门户，琦善不敢轻易允许，但表示可将义律来文中予给外洋寄居一所的要求，“代为奏恳”。义律接着提出“以尖沙咀洋面所滨之尖沙咀、红坎即香港等处，代换沙角予给”。15日，琦善在照会中指出：“尖沙咀与香港，系属两处”，要求英方“止择一处地方寄寓泊船”。次日，义律复照提出可只割占香港，但照会中将“香港一处”写为“香港一岛”。面对强敌咄咄逼人的压力，琦善对英方的说法不敢加以驳斥，也不敢马上应允。20日，他上奏道光皇帝说，英方愿将定海缴还，沙角献出，他欲代英方恳求，“仿照西洋夷人在澳门寄居之例，准其就粤东外洋之香港地方泊舟寄居”[①c]。
    英方一面向清政府进行外交勒索，一面派兵于1月26日正式占领了香港岛。30日，伯麦照会清军大鹏协副将赖恩爵，横蛮地宣称：“照得本国公使大臣义，与钦差大臣爵阁部堂琦，说定诸事，议将香港等处全岛地方，让给英国主掌，已有文据在案。是该岛现已归属大英国主治下地方，应请贵官速将该岛各处所有贵国官兵撤回，四向洋面，不准兵役稍行阻止难为往来商渔人民。”[②c]2月1日，义律和伯麦联名在香港发布告示说：“照得本公使大臣奉命为英国善定事宜，现经与钦差大臣爵阁部堂琦议定诸事，将香港等处全岛地方，让给英国寄居主掌，已有文据在案，是尔香港等处居民，现系归属大英国主之子民，故自应恭顺乐服国主派来之官……倘嗣后有应示事，即有派来官宪，随时晓谕，责成乡里长老，转辖小民，使其从顺。毋违。特示。”[③c]“有文据在案”即签订过条约的意思，但实际上当时并未签署过任何条约。
    琦善未敢将英军侵占香港岛一事向道光皇帝如实奏报。2月1日，他在奏折中十分悲观地列举“地势无要可扼”、“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等看法，得出“交锋实无把握”的结论，并把义律要求进驻香港岛和开港贸易的照会作为附件送上[④c]。15日，道光皇帝在收到耆英的一个奏折时已明确指出：“香港地方，岂容给与逆夷泊舟寄住，务当极力驱逐，毋为所据”[⑤c]次日，他收到琦善的奏折，十分愤怒，称琦善的做法为“遗臭万年之举”，并革去琦善大学士衔，拔去顶戴花翎，交部严加议处[⑥c]。
    2月11日，广东巡抚怡良奏报英国强占香港岛并出伪示，“指称钦差大臣琦善与之说定让给”。26日，道光皇帝闻讯极为愤慨，他发布上谕说：“朕君临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国家所有。琦善擅与香港，擅准通商，胆敢乞朕恩施格外，是直代逆乞恩，且伊被人恐吓，奏报粤省情形，妄称地利无要可扼，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摘举数端，危言要挟，更不知是何肺腑？如此辜恩误国，实属丧尽天良。”他下令将琦善革职锁拿，押解来京，所有琦善家产，查抄入官[①d]。
    在英军占据大角和沙角炮台以后，道光皇帝任命奕山为靖逆将军到广州与英军作战。3月6日，他命令奕山等确切查明香港情况，并说：“即使香港并非险要，亦必须设法赶紧收回，断不准给予该夷，致滋后患。”[②d]此后道光又多次命令攻克香港。奕山在广州不相信当地的百姓和士兵。他冒险发动夜袭失败，英军趁机占据城郊据点，并炮轰城内。5月27日，奕山被迫与英方订立《广州和约》，将军队撤至离广州城60英里以外的地方，并向英方缴纳“赎城费”600万元。在这种情况下，收复香港之事自然无法实现。但道光皇帝并未放弃他的想法。直到1842年5月25日，他还命令钦差大臣耆英说：“香港地方，岂容逆夷久据”，如已准备妥当，应该“乘机进取，明攻暗袭，收复香港，以伸国威”[③d]。
    1842年6月，从印度派来的英国增援船只百余艘、陆军士兵万余人陆续抵达中国。英国驻华全权代表璞鼎查再次北上，指挥英军进犯长江，企图攻占南京，控制长江、运河两大水道，切断漕运，逼迫清朝当局投降。英军攻占上海后，“采用了极端残酷的手段”攻下长江、运河交汇处的重要城市镇江，接着长驱西进，于8月4日兵临南京城下。10日，80余艘英国军舰齐集南京江面。
    由于清军多数将领腐败、武器装备落后，无法抵御英军的进攻，军事上节节失利，道光皇帝决定妥协求和。当双方还在长江沿岸交战时，他就密令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按照璞鼎查提出的要求，与英方讨论议和问题。英国军舰抵达南京长江江面后，耆英、伊里布等于8月14日奏报：形势“万分紧急”，已答应英方提出的赔款、通商、索要香港作为码头等要求。道光皇帝阅后“不胜愤恨”，但他已别无选择。18日，他谕令认可了耆英、伊里布等的做法，特别提到“香港准其赏借”[④d]。说是“赏借”，实际是同意割让。29日，中英《南京条约》签订，香港岛被割让给英国。道光皇帝收复香港岛的愿望终成泡影。
    咸丰皇帝就位时，清朝政治更加腐败，内外交困。不久南方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接着，英法联军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年3月7日，咸丰皇帝曾密令钦差大臣黄宗汉借助民力，趁英法联军赴广州之机，“捣其香港巢穴”[①e]。但清政府在战争中节节失利。同年5月，大沽炮台失守，6月，清政府被迫与俄、美、英、法签订《天津条约》。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大沽炮台，进攻北京，咸丰皇帝逃往热河，命令恭亲王奕议和，与英国签订中英《北京条约》，将九龙割让给英国。
    二、辛亥革命后到太平洋战争前的尝试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并未放弃收回香港的要求，并为此做了不懈的努力。
    早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曾根据北京政府的训令，向和会提出《希望条件说帖》，在归还租借地的要求中，明确地提到了新界[②e]。听说中国要求收回租借地，英国官员顿时紧张起来。驻华公使朱尔典（J.N.Jordan）在北京草拟了使租借地“中立化”或“国际化”的计划，以此作为对策。英国殖民地部和外交部联合反对让出新界。不过他们只是虚惊一场，和会被英、法两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胜国把持，它们根本不愿放弃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包括租借地）。5月14日，和会主席、法国总理克利孟梭（Georges Benjamin Clemenceau）代表和会最高会议，借口这项提案“不在和会权限范围之内”，建议今后“由国际联盟理事会去加以考虑”[③e]，轻易地否决了中国这一正当要求。
    1921-1922年，列强为重建战后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均势，举行了限制海军军备、解决远东和太平洋问题的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于1921年12月3日在会议上重新提出了废止各国在华租借地的议案。顾维钧在议案中历数了列强在华租借地破坏中国领土及行政完整、危及中国国防、将中国牵入列强利益冲突漩涡、被列强利用来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等事实，要求“将此前租借地取消或从速废止之”[④e]。当时正值战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时期。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民众反帝爱国、“外争国权”的斗争方兴未艾。这股强大的世界潮流猛烈地冲击着华盛顿会议，迫使与会列强不得不考虑放弃某些在华特权。另一方面，美、英、法、日等国在远东太平洋地区存在着尖锐的利益冲突，尤其是美国力图阻遏日本咄咄逼人的扩张势头，以扩大它在这一地区的势力和影响。以上两个因素使得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上的处境较之在巴黎和会上略有好转。但在讨论废除列强在华租借地时，却遭到日本和英国的顽固抵制。当时英法两国在欧洲矛盾尖锐，为了对付英国，法国代表率先表示“法国准备附和各国在华租借地之共同归还”，迫使英、日两国不得不放弃威海卫和胶州湾租借地。关于九龙租借地（香港新界），早在会议以前，英国外交大臣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和殖民地大臣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均力主拒绝归还中国[①f]。在12月3日的会议上，英国代表、老牌殖民主义者、绰号“血腥人物”的贝尔福（Arthur Balfour）编造出种种“理由”，拒绝放弃新界。他说道：“没有这个租借地，香港将完全不能自卫”，“租得九龙拓展地除了使香港港口安全外，别无其他任何原因。如果发生任何可能动摇使用该开放性大港的国家对该港的信心的事情，那将是巨大的不幸。”[②f]7日，顾维钧在会议的远东委员会上，据理驳斥了贝尔福的上述发言，但贝尔福对此置若罔闻，日本代表缄口不言，美国代表也持完全旁观的态度。此后，华盛顿会议没有再讨论新界问题。中国政府收回新界租借地的努力终因英国的顽拒和当时国内军阀混战、政局不稳和缺乏实力作为外交的后盾而遭到严重的挫折。
    华盛顿会议以后，中国人民继续为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和租借地而奋斗。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23日，大会通过宣言，明确阐述了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的主张。宣言写道：“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权力分割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③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