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考证的方法是进行史学研究的必要手段
    研究任何学科，都离不开与该学科有关的资料。因此，占有资料，是研究任何学科的前提与基础。研究历史科学，也不例外。故尽可能多地占有资料，是进行史学研究的根本。没有或缺少史料，就无法进行史学研究。然而，要占有史料，并非轻而易举。因为对于所占有的资料，必须符合“质”和“量”的要求。所谓“量”，是指占有资料的多少和齐备程度；所谓“质”，则是指占有资料的准确性、可靠性的程度。前者不足，势必影响认识问题的深度与广度；后者缺乏，必然造成认识上的乖谬与讹误。故占有资料的“量”，不可缺少；占有资料的“质”，尤其重要。要做到前者，关键在于勤奋与博览；而要做到后者，则必须在勤奋、博览的基础上，对史料进行严肃认真的鉴别、筛选与订正。换言之，前者是史料的广泛搜集，后者则是对史料的精心加工。而对史料的精心加工，只有通过考证的方法才能实现。因此，考证的方法是史学研究所必不可少的方法。
    史学研究之所以离不开考证的方法，是由我国古代史料的实际状况决定的。我们知道，史料的范围虽然非常广泛，但最主要、最集中和最基本的史料，还是官修二十四史和历代私家著述，统称之曰文字记载性史料。在这些文字记载性史料中，或因时代的久远而有讹误，或因伪托假冒而有真伪，或因阶级偏见而有曲隐，或因作者疏忽而致歧义，或因辗转传抄而脱漏增衍，或因书禁而致残破不全，或因行反简古而致理解不一。凡此种种，无一不影响其史料的准确性与可靠性。因此，对于史料的鉴别与考订，实为史学研究的第一步。以《管子》一书为例，其中不少篇目，并非出于管仲之手，如果不加考订，都把它们当作管仲之作，用之去说明春秋初期的社会，必将讹误百出。又如《商君书》其中也有一些篇非商鞅原作，如果不加甄别，一律当作商鞅作品，用之说明秦孝公时期的情况，则未免张冠李戴。对于先秦诸子来说，类似情况，比比皆是。至于脱漏一两句或增衍一二字的情况，更是举不胜举。即使是秦汉以后的史籍，也不乏有残缺、脱漏与增衍情况者，连《史记》、《汉书》、《魏书》、《北齐书》与《宋书》也不例外。古代史料的这些情况，就决定了有校勘、鉴别、订正与考释史料的必要性。
    专以二十四史中的史料来说，也同样需要有史料的考证。我们知道，古人写史书，重视事实的记录、过程的叙述和现象的罗列，缺乏对事物本质的揭示。有时连事件、人物与制度的演变过程也记述不清，往往脱漏必要的环节；加上《本纪》、《列传》、《表》，各异其体，使每一事件，分割于若干篇目；使每一人物，同整个社会活动彼此割裂；更使每一制度，分割得支离破碎。以致事件与事件之间的联系，制度与制度之间的关联，人物和人物之间的交错，均有脉络不清之病。更有甚者，同一史书所载同一人物、事件和制度，或《纪》、《志》矛盾，或《志》、《传》不符，或《纪》、《传》径庭，或几者互异。所有这些情况又无一不影响史料的准确与可靠程度，使人无所适从，自然需要通过史料的考证以正其讹误、明其是非而定其取舍。
    即使是地下出土的文书、简牍、碑刻、铭文和计帐，也需要经过严格的鉴别与考订，才能当作史料引用。以地下出土的简牍来说，首先，需要弄清简牍内容的所属年代，然后才能运用它去说明某一时期的社会历史；同一古墓或遗址中出土的简牍，又可能是不同时期的遗物，因而必须区分不同简牍的不同年代。其次，必须弄清简牍内容的性质，即要明白它们是公文，还先簿籍；是契约，还是凭证；是书信，还是诏令或者其他。只有明白了这些问题，才能运用它们去说明问题。再次，对简牍中的一些不见于史书的名词、术语或称谓，弄清它们的真实含义然后才能准确地运用它们。此外，对简牍、碑志的残缺文字、假借字的使用以及其内容的意义与作用，都必须充分把握，才能准确地使用。而这一切，无一不是史料考证的过程。
    如上所述，表明对史料进行考证的方法，在史学研究的过程中，确占有重要地位，可以说是进行史学研究的必要手段。
    但是，强调史料考证的重要性，并不等于说史料的考证就是史学研究的全部内容，史料考证方法的作用，仅限于获得准确和可靠的史料，史料考证的本身，并不是史学。如果把史料考证的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就会导致史料即史学的错误观点，就会误入一切为了考证和为考证而考证的歧途。因此，在强调史料考证的重要性的同时，必须明确为什么而考证和考证什么的问题。前者所回答的，是考证的目的性问题；后者所回答的，是考证的内容与方向的问题。我之所以强调对史料的考证，是为了弄清某一时期的重大社会问题，最终是为阐明历史发展的规律服务的。总之，对史料的考证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因此，随之而来的关于考证什么的问题，必须是为了解决历史上的某一重大问题所必不可少的史料，而不应是无关宏旨的纯粹猎奇性的史料考证。不切实用的烦琐考证，以考证本身为目的，为考证而考证，都不是我们所提倡的史料考证。
    关于史料的考证，还有一个如何考证的方法问题。关于考证的具体作法，我国历代的考据家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特别是乾嘉学派的学者，对如何进行考证有一套系统的做法，大都为人们所熟知。我这里所讲的考证的方法问题，是指考证这个具体方法需要有更高层次的方法论的指导。一般说来，我国古代考据家对考证方法的运用，多限于从版本、目录、校勘、训诂、音韵等方面去进行考证，而且往往是孤立地、静止地、外部地和机械地去进行考证，一言以蔽之，是形而上学的考证方法。以致其考证的结果，虽然正确者不少，但也不乏不切实际者，甚至有完全错误者。我们今天所强调的考证方法，应当置于辩证法的指导之下去进行，即要以辩证法的方法论去改造古代的形而上学考证法。要从史料之间的内部联系去考证问题，要以普遍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和辩证的观点去揭示史料的实质、阐明史料之间的歧义、矛盾及其造成的原因，使考证的结果更切近事物的本质属性。因此，总结与探讨新的考证问题的方法，改造与提高旧的传统的考据方法，实为不可忽视的问题。现代自然科学中所流行的控制论与系统论，未尝不可以从方法论的角度去吸收其适合于社会科学的部分，至少可以多从事这方面的探讨以利于改进历史研究的一些具体方法，但要防止随便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