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文化机构和组织。新文化的突出特点是建立了以生产、储备、传播新文化内容为主要功能的横向传播与纵向繁衍相配套的文化机构。这一方面是以《新青年》杂志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媒介，另一方面是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教育机构。这是新文化的操作与社会化方面。
    新文化的价值内容、载体和形式、文化理论以及操作和社会化四个方面的相互整合以及每个方面中不同成分之间的协和，构成了五四新文化的整体结构。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直接结果。
    （三）
    问题是需要进一步具体说明这一结构中的整合和协和关系，揭示这一建构过程和结果的内在联系。
    先从第一方面的形成与内在关联说起。
    如上所述，科学作为新文化的要素在近代已经通过文化传播移植于中国文化系统。随着1909年新的教育体系的建立，科学成为学校的专门科目，其繁衍发展的机制已经具备。但是从总体上看，科学作为新文化的主体地位尚未确立，还不足以举起独立的旗帜与旧文化公开抗衡。此阶段的科学在量上依然不足，宣传科学的刊物和教育课程中科学内容的比重有限。科学的内容主要限于技术性的层面，譬如“船坚炮利”的范围。如果说有某种科学性的方法论，也只是以“公羊三世进化说”的形式出现。从总体上说它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立的价值形态，因而也就没有上升为一种文化精神。这样，作为一种科学文化，它仍然处于一种结构不全或非结构状态（科学文化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知识及其物化成果；科学建制与支持系统；价值观、思维方式为核心的科学精神）。到五四前后这种情形发生了转折。这时，科学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价值取向，上升为一种价值理想，成为一种社会文化思潮。宣传这一思潮的杂志已达400多种[（15）]。科学不仅在技术层面继续扩展，而且在社会批判和改造方面崭露锋芒。关于科学的内涵、方法的谈论成为一种时尚。科学不再屈于器用的层面，依附于旧有的文化形式，而是公开打出了独立的旗帜--赛先生。赛先生的独立宣告了新的文化精神的确立。
    民主作为新文化的内容与科学的情形相类似。就其价值地位而言，在戊戌变法时期民主是低于或仍然依附于君权的一个目标。在辛亥革命中，民主成为政体变革的最高目标，但并没有成为整个社会人与人之间普遍关系的理想模式，儒家的纲常理念仍在世俗社会占首要地位。这种情形到五四时期发生了巨大变化。新文化运动在民主的社会传播方面产生了轰动效应。曾有人描述说：“就11月一个月而论，我所知道的，已有二十多种月刊、旬刊、周刊出现了，他们的论调不能一致，但总有一个定向，就是向着平民主义”[（16）]（平民主义即民主）。民主的内涵和外延从原来的政体形式扩展为“工业民主”和“教育民主”，几乎渗透到整个社会层面，成为一种社会生活的整体模式。如当时人们所说，民主实际上重新被“发现”了[（17）]。这种“发现”实质是民主作为一种价值理想被确立了。民主的地位在人们的思想中发生了变化。如果说，民主在戊戌变法时期是以民权与君权妥协的形式出现，辛亥革命时期是“皇帝虽退位，而人脑中的皇帝未退位”[（18）]，则到了这一时期，德先生成为当时社会文化思潮的中心角色，上升为一种文化理念。
    由于科学与民主上升为一种价值理想，因而它们的关系发生了某种变化。本来，按照科学的狭义理解，科学与民主不具有内在联结的必然性。科学是面向自然的知识层面的工具理性，民主是面向社会的实现公民个体权利的学说，二者不存在直接的相互支持的关系。但是，如果科学成为一种理性精神，情况就有所不同。它们之间不仅具有相互区别的一面，而且表现了强烈的统一性乃至一体化情势。作为一种理性精神，它和民主共同要解决的迫切问题是社会文化的合理构建问题，说得具体一点是中国伦理的合理再建问题。陈独秀所谓“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19）]即此指向。伦理的合理构建不能不诉诸于理性，不能不诉诸于科学。于是有科学对迷信的批评，科学对旧伦理关系中不合理性乃至黑暗面的批评，科学向人生观层面的转移。另一方面，旧伦理关系中不合理性的集中体现是专制原则，对专制不合理性的批评必然导向民主。也就是说，民主就是伦理关系的合理性。理性的内容在此展开为民主。科学精神在伦理领域即表现为民主。换言之，科学就是民主。所以，科学与民主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下表现了惊人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使它们能够在新文化内容的层面上协和共鸣。
    再看第二方面及其与第一方面的整合关系。
    五四新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内容与形式的契合关系。在新的文化内容形成的同时，其形式的方面也相应形成。白话文符号系统的出现，既是新文化的载体，又是这一时期新旧文化分野的标志之一。
    白话文从历史上看，久而有之。文学史上的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等人的白话小说即为实证。近代以来也有人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然而，白话文形成运动，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则属于五四时期。白话文不但在中国文化领域构成了一个新的符号系统，而且在文化地位上也取文言文而代之，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载体。白话文作为新文化的形式取得了极为重要的文化成果。它开创了一代新文学，奠定了现代小说、诗歌和散文的基础。现代的文学样式、现代的科学文体，无不溯源于此。
    白话文作为新文化的第二方面与第一方面是彼此整合的。
    就第一方面对第二方面而言，新文化的内容要求有相应的形式并为形式提供存在和发展的根据。新文化的内容之一是民主，其根柢是个体本位。陈独秀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一文中曾专门论述西洋之民主主义归根结蒂是一种“个人的独立主义”[（20）]。这种“个人独立主义”提倡个性解放，崇尚精神自由。由于精神自由与精神表达形式的自由是互为条件的，思想的自由度依赖于语言形式的自由度，所以，新文化的自由内容客观上要求有自由的文体与之相适应。从民主的直接意义上看，民主是诉诸于多数人意志的一种社会政治形式，因此，它也要求语言形式不论在世俗生活的层面上还是在精神文化的层面上都民众化，向民众倾斜，为民众所掌握。这里，政治形式的变革与语言形式的解放是一致的，文化形式的兴起以文化内容的要求为依据。新文化的内容不仅为其形式提供了存在理由，而且还为其发展提供了理论根据。胡适与陈独秀都对此进行了论证。胡适说：“一时代有一时代文学。……古人已造就古人之文学，今人当造就今人之文学”。[（21）]陈独秀说：白话文运动是“文学一大进化”。这里的论证都是以进化论为根据，而进化论恰恰是落脚于科学领域的。
    就第二方面对第一方面而言，新文化的形式在性状、结构特征和气质等方面与内容相契合。
    白话文在书面化之前作为口头语言是民众的日常语言。它活动于社会生活的现象层面，与高踞于这一层面之上的文言文具有明显的差异。白话文的这一特点似乎切近于近代科学的实证性。同时，由于白话语言比文言文更加晓白确定，因而与近代自然科学的确定性理想也有某种一致性。白话文在语词构句关系上比文言文有更大的选择性，无论是语法规则还是文体组织，白话文的自由度较之文言文都更大一些。譬如，新的白话诗比严格的格律诗自由，新的多样化的散文比起承转合不可移易的旧式散文似乎也更加散漫，新的各种流派的小说也不象章回体小说那样单一。总之，语言也好，文体也好，都和它的精神内涵相一致，成为后者的如意载体。
    与白话文来源于民间密切相关的是，白话文就它的气质来讲属于民众的语言。它的本性是倾向于民主的。民主的先驱者曾经注意到白话文的这一特点。陈独秀张扬了这一传统，把白话文运动的目标规定为：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22）]。也就是要建设一种“自主的而非奴隶的”[（23）]新文学来代替原来占统治地位的贵族性文学。
    （四）
    如上所述，新文化的建构不仅具有表层的方面，而且具有深层的方面。这里主要指关于文化基位和文化选择的理论。所谓文化基位是某一文化结构设计中的逻辑立足点和结构形成的起点，它体现了整个文化结构的基本特点。因此，对文化基位的分析实质是一种文化结构的深层分析，是该文化结构的理论支撑和内在方面。
    五四新文化就其主流来说，对文化基位的选择是个体本位。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陈独秀。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第一次从文化结构理论方面分析了中西文化差异，把它们归结到家族本位与个体本位的不同，从而引出了“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24）]的结论。
    个体本位的文化理论在逻辑上包含两个基本部分：一是它的价值目标；二是它的实现形式。个体本位首先把个体价值视为一切文化活动追求的最高价值。在确立了个体本位的价值目标后紧接着是从各个方面确定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形式。首先是经济上的个体本位。陈独秀指出：“现代生活，以经济为之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学生产之大则”[（25）]。这一方面指出了经济上的个体本位对个体本位整体设计的基础作用，同时也指出了个体本位是经济学的根本原则。其次是伦理上的个体本位：“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26）]，应当确立“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反对“宗法社会，以家族为本位，而个人无权利，一家之人，听命家长”的现象。第三是精神上的个体本位。每个人都应当有个人思想之自由，“个人意思之自由”[（27）]。
    个体本位的文化理论是新文化建构的理论基础。新文化结构的民主与科学的内容，白话形式的自由特征，都能从这一理论层面得到某种说明。
    例如，德先生是广义的民主先生，它是人权、自由、平等、民主（狭义的）一系列原则的综合体。这些原则，究其实质都可以视作个体本位在不同侧面的表述形式。其中，人权是个体确认的本体论原则，是个体本位的法权表现；自由是个体的活动原则；平等是个体之间的关系原则；民主（狭义的，指多数决定、分权制衡和程序化原则）是个体的社会组织原则。这些都是个体本位的实现方式，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个体本位的要求。
    赛先生也是广义的科学先生。“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拿研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象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最大的效用”[（28）]。这里实质是把用来整理自然现象的理性运用于社会领域来梳理社会现象。这种情形也是个体本位文化发展的某种结果。个体本位的文化精神是个人主义或自由。个体本位文化在确立了个体的主位性后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处理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即如何解决个体本位的文化整合问题。不解决这一问题，个体本位就会走向反面，走向社会文化的混乱无序和个体本位性的丧失。而要解决这一问题，使每一个体拥有主位权的同时又能保证个体之间的和谐有序，就需要理性。个体本位文化的整合和发展是理性产生和运用的原动力和现实基础。新文化建构中所以出现了广义的科学概念（其实质是一种社会理性），根源在此。
    个体本位的重要性较早为严复所认识。他提出了“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文化纲领，把个体的原则提到根源的位置。新文化建构的功绩在于系统地展开了个体本位的理论，并使这一理论成为新文化结构的内在层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新文化理论的建构已经着眼于经济的个体本位并以此说明个体本位的其它方面乃至整个新文化的发生，这已经显示了新文化理论的后期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