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1978年底至今，19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无可争辩地说明：“对外开放”是使社会主义的中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对外开放”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一整套正确的路线、方针的重要的一环，也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中国共产党人自从1949年执掌政权以来，面对异常险峻且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能够找到并把握这一正确的方针，则是非常不容易的。从1949年至1978年这30年间，新中国迈向世界的步履蹒跚，走过了艰难坎坷的历程。邓小平指出：“我们建国以来长期处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这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不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国际上反对中国的势力，反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势力，迫使我们处于隔绝、孤立状态。六十年代我们有了同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是我们自己孤立自己。”[1]。他还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搞了自我封锁，陶醉于关起门来搞建设，结果使中国的发展长期脱离世界文明大潮，几次失去追赶世界先进的机遇。回顾这一段历史，特别是邓小平所说的60年代的那次失之交臂的机会，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是非常必要的。
    一、50年代中国的对外交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整个世界由《雅尔塔协定》构架了两极体制，即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阵营，出现了“北约”和“华约”两个军事集团，形成了两个世界市场。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建国伊始，毛泽东宣布：新中国将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实行“一边倒”，不久又亲赴苏联与之签定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为了履行国际主义义务而毅然派兵赴朝参战，与美国直接武力对抗。美国悍然出兵中国台湾，支持风雨飘摇的蒋介石政权，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与此同时，它还率领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禁运。两大阵营的对抗和朝鲜战争的爆发排除了中美两国和解的可能性。
    在50年代，中国与苏联和东欧国家加强了经济交往，得到苏联3亿美元的低息贷款，用以购买苏联的工业交通设备，还与苏联、波兰等国创办了合资公司，对外贸易额也迅速扩大。苏联向中国派遣了数千名专家，援建了150多项重点工程。中国也向苏联派出了大批的留学生和进修人员。
    由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封锁，50年代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是非常严峻的。但是因为党的路线是正确的，牢牢把握住恢复和发展经济的主要任务，尽可能地趋利避害，对外交往特别是对外经济交往取得很大成绩，从而获得了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人才。当时中国刚刚解放，一穷二白；而苏联及东欧国家则具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在与它们的交往中，我国得到了巨大的好处。
    但是到了后来，情况变化了，只有从西方发达国家那里才能获得我们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才能加速我国的经济建设。在打开与西方国家交往的过程中，美国处于一个特殊重要的位置。这不仅因为它的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在全世界是首屈一指的，在整个五六十年代它也左右着西方各国的外交政策。美国在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中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打开与美国的关系，中国就难以走向世界。我们不企望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会向社会主义的中国提供“无私援助”，而是要在他们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扩大进出口贸易，实现资金、技术和产业转移的时候，看准并抓住这个机遇，来发展我们自己。
    与50年代的对苏联、东欧的开放以及后来与第三世界的交往相比较，向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开放，具有较难跨越的意识形态和历史积淀的民族对立情绪的双重障碍，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难度较大的开放，也是对党是否成熟的考验。
    二、60年代初，中美两国失去了改善关系的一次机会
    50年代后期中苏两党的分歧逐渐公开化。1960年7月，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终止合作项目，将两党分歧升级为国家关系的破裂。这标志以中苏结盟、对抗美国的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中美两国改善关系提供了一个机会。
    1961年上台的肯尼迪政府曾经研究了这一新情况，他们断定：中苏争论是关于埋葬西方世界怎样才能更为有效的争论，而且错误地认为，口里高喊“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苏联，是比较“成熟”的；而在论战中批评赫鲁晓夫“三和一少”修正主义但实际上并无扩张之意的毛泽东的中国，是“更不负责任，更顽固敌对”[2]的。因此，在中苏之间，肯尼迪以“不明显的方式”偏袒苏联。
    中国方面的认识是，虽然中苏破裂，但由于美国仍驻军台湾且介入越南战争，也由于肩负着“世界革命”的责任，所以认为“美帝国主义是最主要的敌人”的观点并没有改变。1963年8月9日，毛泽东在同索马里总理谈话时说：即使美国从台湾撤军，取消经济封锁，允许中国进入联合国，两国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即使如此，我们仍然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美帝国主义”。因为“我们不仅要在国内打倒帝国主义，而且要在全世界消灭帝国主义”[3]。1965年毛泽东号召：“所有受到美国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4]
    1960至1961年，中国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困难，美国政府内部在对是否应该向中国提供粮食问题上曾有过讨论。一些官员认为，向中国提供粮食可以分化中苏关系，可以改善美国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也是“如果想在对华政策上有所作为的最好时机”。在肯尼迪就职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曾试探性地说：美国关心世界任何地方的饥荒，“愿意对任何对粮食的要求和需要给予考虑，而不问其来自何方”[5]。他说，不过中共的态度敌对，没有迹象表明他们会对美国的行动给予积极的响应。翌年他又说：“中共方面没有表示出任何愿从我们这里接受粮食的兴趣……我们总得知道究竟是否需要，以及可能在什么条件下发放，但我们对此毫无所知。”[6]他暗示，如果接到要求，是可以考虑的。
    1962年6月11日，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在一次招待会上说道：“现在处境不妙和维持不下去的，正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自己……中国目前在经济上尽管还存在困难，但是中国人民一定能够用集体的力量和辛勤的劳动去战胜它。”[7]算是对美国的试探做出了回答。
    另外，1961年3月，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美方提出交换新闻记者的动议，也为中方所拒绝。后来毛泽东曾多次谈到此事，1964年6月，他说：“美国人想跟我们做生意，我们就是不做。他们想派新闻记者来，这也不成。我们认为大问题没有解决以前，这些小问题、个别问题可以不忙着去解决。”[8]1965年10月，他又说：“我们要啃住一条，它一定要从台湾撤走，其他问题都好解决……美国曾想和我们交换新闻代表团。它说，从小事情开始，大的问题好解决。我们说，要从大的问题开始，小的问题才好解决。”[9]
    1962年，蒋介石大肆叫嚣并积极策划“反攻大陆”。美国政府经过研究，认为没有成功的可能，便指示华沙会谈美方代表向中方表示，美国不支持台湾“反攻大陆”。
    其间也有一次中方采取了主动，陈毅外长曾说，如果美国提出外长会晤的话，他愿意同美国外长晤谈。但是美方则认为没有必要。
    1964年中国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接着又试验成功了氢弹和中程导弹。继肯尼迪后上台的约翰逊政府受到强烈的震动。为了改变中国不受国际条约约束的状况，美国又作了一些试探性举动，如放松医生、商人、运动员、国会议员到中国旅行的限制，并准备邀请中国参加裁军谈判等，但它依然认为中国是比苏联“更富侵略性的国家”，是北越“侵略的主谋”，并且不准备放弃台湾。
    1965年1月，毛泽东在接见美国作家斯诺时，斯诺曾说：“这次我回去，约翰逊可能找人让我去见他一次。你有什么口信要捎给他吗？”毛泽东说：“没有。”[10]不久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严重干扰了外交工作，中国与已经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的30个发生了外交纠纷。“打倒帝修反”、“支持世界革命”的口号越喊越高，中美之间更加没有和解的可能了。整个60年代是新中国国际环境最为严峻的时期。
    三、70年代初，中美终为各自的战略安全利益考虑而实现了和解
    60年代又是美国相对衰弱而苏联日益扩张的年代。
    经过战后20年的恢复与建设，英、法、德、日等西方国家在经济上都有了长足的发展。虽然美国仍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号超级大国，但是战后工业总产值占资本主义世界54%，黄金储备占75%的那种压倒的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了。1970年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占资本主义世界的比率下降到37.8%，出口贸易下降到15.2%，黄金储备下降到15.5%。曾经与黄金等值的美元多次发生危机，以至后来不得不与黄金脱钩。英、法等国不愿意再作“小伙计”，逐渐地谋求独立自主的政治、经济地位。1964年法国宣布退出“北约”，又不顾美国的反对，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并且冲破美国的束缚，与台湾断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更为严重的是，从60年代初起美国就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10多年的战争耗费了它1千多亿美元的财富。而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苏联，正好抓住这一天赐良机，它的以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为启动的畸形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到了60至70年代，它在战略核武器的生产和储备上，逐渐达到了与美国并驾齐驱，甚至后来居上的地位。1962年美苏最主要的战略核武器--陆基洲际导弹之比为297:75；到了1969年达到1054:1050，已经近乎相等；然而到了1970年，则变为1054:1300，苏联变劣势为优势。在常规武器方面，苏联也占有明显的优势。以此为后盾，苏联在世界各地与美国激烈地对抗和争夺，到处伸手，连连得分。到了60年代末，在战后两极对抗的格局中，天平开始向苏联一方倾斜了。
    与此同时，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苏联多次挑起边境的争端。1962年5月，他们胁迫中国新疆伊犁地区的7万民众跑到苏联；1968年1月5日，苏军侵入乌苏里江中国一侧七里沁岛，用装甲车压死边民4人，伤9人；1969年3月，更出动大批军警入侵中国的“珍宝岛”，打死打伤中国边防战士多人。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甚至准备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袭击。
    在此期间，1968年苏联纠集华约一些国家出动了50万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一切深刻地震撼了中国领导者，在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权论”的指导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可以粗暴地侵略它的“盟友”，迫切威胁中国安全的不是美国，而是苏联。就在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不到3周，中方即向美国建议恢复停止了一年多的双方大使级会谈。
    在美国一方，1969年上台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敏锐地洞察到世界格局的变化，他预言，在本世纪最后的三分之一时间主宰世界前途的，不再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而是包括美、苏、欧、日、中的五大力量。尼克松和他的顾问基辛格，起初也还是认为中国是比苏联更为好战的国家。1969年3月尼克松仍强调要对付中国可能发生的核进攻。7月25日，他在阐明“尼克松主义”的《关岛声明》中仍称中国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但是在新疆中苏边境发生的一场武装冲突改变了他们的看法。基辛格细心地查阅了地图，他发现冲突地点离苏联的铁路只有几英里，而离中国的任何一条铁路最近的距离都在几百英里。他认为，中国军方决不会选择这样不利的地点发动进攻。换句话说，挑起争端的是苏联而不是中国。由此可以合乎逻辑地推论出，“最富侵略性的共产党国家”不是中国，而是以“和平”、“缓和”为烟幕的苏联。而中国，用尼克松的新观点来看，可能成为美国用以抗衡苏联的一张牌。
    基于这种对战略安全的共同认识，中美两国经过两年多小心翼翼地试探和摸索，终于打破20多年相互隔离的坚冰，1972年2月尼克松对中国的访问和《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国际政治格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紧接着，日本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与台湾断绝了官方往来，和中国建交。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合法权利一事，虽然发生在1971年10月，虽然得益于众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但显然也包含了中美和解的成果。对于中国来说，尽管当时并没有提出“对外开放”的口号，而且仍处于“左”的错误思潮指导下的“文化大革命”之中，没有把经济建设放在一切工作的中心位置，但确实是打开了走向世界的大门，对外经济往来也由此而大大加强了。
    四、对60年代阻滞中国走向世界的理论障碍之反思
    从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起，到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中美两国为了彼此的战略安全利益，变多年的宿敌而成为抗拒苏联侵略扩张的潜在伙伴，新中国也以此为契机摆脱被封锁、封闭的与世隔绝的孤立状态而走向世界，这中间经历了12年漫长的岁月。从根本上说，决定新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是这样两个参量：即国际形势所制约的对于中国“对外开放”的客观允许程度和由国内的路线、方针、政策所提出的对于“对外开放”的主观要求程度。就前者的有利环境而言，60年代初显端倪，而到了60年代与70年代转换时期，则水到渠成。作为中国领导者的毛泽东最终还是抓住了历史的机遇。但是正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毕竟流失了不少宝贵的时间。从这漫长、曲折的道路中，我们可以引出哪些经验和教训呢？
    我认为有以下观点阻碍了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
    第一，怎样认识时代特征和国际发展趋势？
    二战之后，全球革命形势蓬勃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足以与资本主义世界抗衡的阵营；亚、非、拉殖民地国家争取独立的民族解放斗争方兴未艾，如火如荼。这一革命形使各种面目的政治家为之惊叹。肯尼迪在其就职后的第一篇《国情咨文》中惊呼：“时势的潮流一直在下落，时间不是我们的朋友”[11]。而赫鲁晓夫则自信通过和平竞赛，社会主义一定能战胜资本主义，他在与肯尼迪的会谈中争的是“思想自由”，即“不应把共产主义思想限制在已经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内”[12]。毛泽东用了中国的一句老话--“东风压倒西风”来概括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世界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