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事物发展是起伏、曲折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和平的环境中，调整了各自的政策，借助新技术革命的推动力，使经济得到持续的发展。与此相反，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高度集中的体制下，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就陷入停滞状态。在1972年至1976年召开的欧洲安全会议上，高喊“思想自由”的一方变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国际共运开始走向低潮。
    毛泽东没有洞察到这一点。林彪则更进一步说当今的时代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基于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天天烂下去”的估计，社会主义的中国又能向他们学习些什么呢？陈毅代表中国拒绝美国关于粮食问题的试探时所说的那段话，也是根据了这一观点。
    经过20多年正反两方面的实践，邓小平对上述世界发展的趋势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他提出了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别的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和平与发展。这一提法，使我国在国际共运处于低潮的不利形势下，能够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求同存异，发展外交关系，扩大经济、文化交往；使我国迅速摆脱在“左”的路线指导下一度孤立的国际处境，为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创造了宽松有利的外部环境。
    第二，考虑中国与世界关系时，主要应从国家自身利益出发，还是从“世界革命”的需要出发？
    基于当时对时代特征的估计，以及关于“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责任感，我国在五六十年代在处理中国与世界关系时，较多地从“世界革命”的需要出发。1963年5月，毛泽东在接见几内亚朋友时说，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独立了就不管别人了。所谓管别人是指给予友好的支持、帮助”[13]。同年8月他发表了前面所引的：即使美国改善了与中国的关系，中国也一样要“反对美帝国主义”，“要在全世界消灭帝国主义”的讲话。因此，给西方国家造成了中国领导人“好战”和“富于侵略性”的误解。
    实际上在当时不存在在全世界“消灭帝国主义”的可能性。对中国来说，首先是要把自己国家建设好，对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解放斗争的支持只能量力而行。中国搞好了，就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革命不能输出，归根到底还要靠所在国人民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来完成。同时，只有中国强大了，也才能拿出较多的物力来支持他们的斗争。如果搞了几十年还是那么穷，就使这一崭新的社会制度失去了吸引力，到头来除了喊几句空洞的口号之外，也拿不出多少力量来支援别人。
    邓小平正是吸取了上述教训，也总结了中美和解的历史经验而提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14]，着眼于长远的战略利益。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又是他提出“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正确方针，引导我国渡过外交难关。
    第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工作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应以阶级斗争为纲？
    如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需要有一个平和、宽松的国际环境，就必须想方设法从国际上吸引资金、技术和人才，就要发展对外贸易，很多事情就要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自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行的规则）去办。这就势必要像邓小平所说的，“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15]，这也就必然要推动中国打开国门，走向世界。
    但是，如果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向资产阶级斗争，对外就势必要加深与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家的对立；或者为了捍卫无产阶级的纯洁性，抵制资产阶级的影响而关上国门，不惜承担经济上的损失。“文化大革命”中，甚至还出现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违反国际公法的事情。事实证明，在“大搞阶级斗争”的时期，也正是中国与世界各国外交纠纷最多，国门关得最紧的时期。
    第四，关起门来搞建设能不能成功？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天下之中”、“万事不求人”是根深蒂固的民族心理。当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之际，明清两代统治者实行了严厉的海禁政策，将国门紧紧锁住。1840年以后，列强用鸦片和大炮轰开了国门，中国被迫实行“门户开放”，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一任外国侵略者宰割。这更强化了中国人的排外心理。毛泽东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特别是在西方国家封锁我们的时代，在强调自力更生的同时，矫枉过正，忽视了对外开放的必要性。
    以上四个方面，曾经是阻滞中国走向世界的理论障碍。70年代初，毛泽东纠正了前两方面的错误认识，和周恩来一道实现了与美国的和解，并且创立了“三个世界”的理论，为中国后来的对外开放开辟了道路。邓小平研究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总结了世界各国发展的规律，提出一系列“对外开放”的思想，并领导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实践。在他的领导下，我党确立了以经济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路线，把对外开放与对内搞活（也就是改革），写进党的纲领，成为我们的基本国策，而且经受住了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经济制裁的考验。回顾60年代至70年代那段历史，有助于我们加深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有助于我们在国际风云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坚定不移地贯彻“对外开放”的方针，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2页。
    [2]《战后美国外交史》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421页。
    [3]《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01页。
    [4]同上，第569页。
    [5]《战后美国外交史》上册，第430页。
    [6]《战后美国外交史》上册，第431页。
    [7]1962年6月12日《人民日报》。
    [8]《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33页。
    [9]同上，第571页。
    [10]同上，第554页。
    [11]《战后美国外交史》上册，第350页。
    [12]同上，第365页。
    [13]《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91页。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0页。
    [15]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