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危机使美国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美国人一直在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却无法否认沿海岛屿是中国领土，因为这些岛屿从来没有脱离过中国的管辖范围。美国如果卷入一场因沿海岛屿而发生的冲突，就会被世界舆论谴责为干涉中国内政。此外，从军事角度看，沿海岛屿对于防卫台、澎并非利害相关，而且很难防守。美国既要避免为了沿海岛屿而同中国开战，又要承担对台澎的防御义务，艾森豪威尔希望蒋介石能自动放弃沿海岛屿，这样就给“两个中国”的计划扫清了一大障碍。但他很快就发现，蒋介石不但拒绝按美国的意图撤出沿海岛屿，而且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守卫它们。面对这复杂的局面，艾森豪威尔哀叹道，有“一千零一个复杂因素”妨碍着危机的解决，他甚至诅咒“这些该死的小小沿海岛屿，有时我真恨不得让它们沉下去。”[11]为了达到既能取得停火、又不使美国卷入沿海岛屿战事的目的，美国建议把沿海岛屿局势问题提交联合国，由安理会做出一个维持原状的决议。这个建议的要害是以“台湾地位未定论”为前提的。1955年1月，在美、英支持下，新西兰驻联合国代表向安理会提出在台湾海峡停火的建议。
    对于美国试图将台湾从中国大陆分离出去的阴谋，中国政府进行了及时的揭露和斗争。周恩来电告安理会，指出“新西兰的建议显然是干涉中国内政，掩盖美国对中国的侵略行为，因此直接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中国不能派代表参加对新西兰建议的讨论。”[12]1955年4月，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郑重声明，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讨论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当时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1955年8月，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开始，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缓和下来。
    这次台湾危机是战后中美两国围绕台湾问题的初次交锋，它在全世界面前突出了台湾问题，同时传递了中国不甘使自己的领土被人永久分割的信息。
    中美双方带着完全不同的目的来到谈判桌前。中国政府强调，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是美国从台湾地区撤军，停止对中国内政的干涉；而美国方面却把中美两国在台湾地区的争端同中国政府与台湾当局之间的国内问题相混淆，要求中国承认美国对台湾有所谓“单独和集体的自卫”权利，谋求中国放弃使用武力改变台湾的现状。这是美国分离中国的既定政策。如果中美就此达成协议，等于承认美国侵占台湾的现状；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可以无限拖延，同样可以达到维持现状的目的。
    中美大使级会谈期间，美国政府对中国始终抱有敌意，美方代表坚持只要中国不放弃在台湾使用武力，就不考虑改善中美关系，态度十分僵硬。同时，美国不断加强对台湾的军援和经援，每年提供3亿美元以上的军援和1亿美元以上的经援，目的是进一步把台湾建成永久性的反共反华的军事基地。由于美国政府坚持敌视中国的政策和美台的进一步勾结，1957年底中美会谈中断，台湾海峡局势日趋紧张。1958年8月23日，人民解放军对大小金门实行猛烈炮击，第二次台海危机爆发。
    危机爆发后，艾森豪威尔下令从地中海等地调海军到台湾海峡，并重申美国不放弃它承担的以武力阻挠解放台湾的责任。又授权杜勒斯发表声明，威胁要把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的侵略范围扩大到金、马等沿海岛屿。中美两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对抗进入最紧张时期。美国的军事冒险政策不仅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而且也在同盟国中引起了极大的不安，美国国内的反战空气也因此日益强烈。为了摆脱困境，避免与中国军队直接冲突，同时也为了分割台湾与大陆的最后一点联系，美国再次制造“划峡而治”的阴谋。
    1958年9月，中美大使级会谈恢复。美方代表提出了在台湾海峡立即停火的要求，说什么美国不能容忍和坐视与它有“共同防御条约”的“盟友”的领土被武力夺取。中国代表针锋相对地指出：中国政府对金、马的国民党部队的军事行动，完全是中国内政，决不容许任何人加以干涉；中美之间并没有打仗，根本不存在“停火”问题；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关键，在于美国军队撤出这个地区。美国看到不能迫使中国政府宣布放弃对金、马使用武力的权力，而且在沿海岛屿为蒋军护航又要承担很大风险，于是想退一步在中国沿海地区从“战争边缘”政策转变为“脱身”政策。9月30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美国认为把为数众多的部队布署在金门、马祖是相当愚蠢的。他放风说，如果中国愿意在台湾海峡地区停火，美国可以劝蒋军撤出金门和马祖。[14]美国企图以抛出金、马来换取中国的让步，实际上是要在台湾海峡划一条永久停火线，不过是把金、马划在这条线以西而已。对此，蒋介石十分不满，10月1日他和美国记者谈话时表示，台湾坚决反对撤回外岛驻军，台湾没有接受停火的义务。同一天，台湾“外交部”发表声明，公开拒绝杜勒斯的建议。美台之间在沿海岛屿问题上的矛盾达到白热化程度。
    中国领导人意识到美国逼蒋放弃金、马的意图。经过反复思考、权衡利弊，改变了先解放沿海岛屿、再解放台湾的初衷，形成了完整的对台湾和沿海岛屿的政策，即：把金、马留在台湾当局手中，作为大陆与台湾的纽带，以反对美国封锁海峡，隔离台湾，制造“两个中国”的任何企图。在这次危机中，国、共两党从不同的立场出发，无形中造成了抵制美国“划峡而治”的客观结果。美国分裂中国的企图又未得逞。
    在反击美国分裂中国阴谋的同时，中国政府也在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岸统一问题的途径。1958年、1960年、1965年曾三次通过各种渠道向台湾国民党当局转达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信息。毛泽东在1961年时谈到：“如果台湾不作为一个国家，没有中央政府，它归还中国，那么台湾的社会制度问题也可以留待以后谈，我们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制度，等台湾人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和平统一后，台湾可以享有高度自治权。但在主权问题上则毫不含糊，坚决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毛泽东在谈到联合国席位时明确表示“中国在联合国只能有一个代表。”[14]
    中美大使级会谈一直持续到60年代末，由于美国政府始终坚持干涉中国内政和侵占台湾的立场，会谈没有在缓和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这个关键问题上取得任何进展，两国关系的僵局也未打破，会谈只是作为中美之间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保持某种接触的途径。直到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两国各自调整对外政策，中美关系才开始趋于缓和，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才进入另一个阶段。
    注释：
    ①②《台湾研究》1996年第1期，第33、34页。
    ③④⑦[11]资中筠、何迪编，《美台关系四十年》，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9、60、67、69页。
    ⑤《当代中国空军》当代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5页。
    ⑥《中美关系（文件和资料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34～235页。
    ⑧《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第423页。
    ⑨王炳南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41～42页。
    ⑩郭立民编，《中共对台政策资料选编1949-1991年》，上册，台湾永业出版社，1992年版，第72页。
    [12][13]《当代中国外交》当代中国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5、108页。
    [14]《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4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