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明代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基层社会的支配权力由地方豪强转变为士绅阶层，这不仅是一种政治权力的转移，更包含着社会文化规范和国家秩序转型的意义。我在过去的研究中，从广东地方社会历史入手，考察了这个转变过程的主要趋势，明初建立的社会是一种“画地为牢”的秩序，新王朝通过编制户籍，收集军兵等方式，建立起王朝编户的基础；依靠拉拢地方势要，实现新王朝在地方上的统治。与此同时，少数地方上新冒起的士人，开始在地方社会推行教化，但初时只有局部的效果。黄萧养叛乱发生后，明王朝镇压与绥靖并用，把珠江三角洲及附近地区的大多数居民纳入了王朝统治体系，在更广大的乡村社会中建立起王朝统治秩序。其后引人注目的发展，是一些在明初成为明王朝编户的家庭，几代之后，涌现出一批在学术和政治领域能够在全国范围产生影响的士大夫，他们在把地方文化同王朝正统拉上关系的过程中，扮演着主导性的角色。他们因应着王朝国家规模和统治方式的改变，在本地社会进行了一系列文化的创造，确立了地方社会的王朝秩序和文化规范。关于这一社会转变过程，以往的研究比较侧重于考察明代中期以后的社会历史发展，对早期的历史则较少具体的讨论，尤其是扑朔迷离的明初历史对于明代中期以后的社会变迁来说，究竟具有什么意义，如何把握前后两段历史的连续性，更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黄佐（1490-1566）是明代广东的著名学者，在理学方面以“惟理气之说独特一论”闻名，于典礼、乐律、词章，亦无不通晓。在历史著述方面，他的成就更为卓著，有《革除遗事》、《翰林记》、《南雍志》、《广东通志》、《广西通志》、《广州府志》、《黄氏家乘》、《广州人物志》、《罗浮山志》等多种史书传世。他纂修的《广州府志》中，收录了一篇他撰写的《自叙先世行状》，概括记叙了其先祖的家世。其中讲述的既是一个家族的历史，也是明代前半期广东社会历史的一个缩影，隐隐约约勾画出明代前期广东地方社会情状的图画。由于嘉靖《广州府志》残本藏宁波天一阁，检读不易，以下用收录在黄佐《泰泉集》卷58中的《郡志自叙先世行状》为依据，① 录其叙述祖父黄瑜之前历代祖先事迹部分，分作数段，序以甲乙丙丁，为各节之纲领，再证以相关文献记载，略附臆见，以窥明初广东史事之鳞爪。明代史籍中有关明初广东社会的记录零落星散，虚实难辨，本文讨论也出入于虚虚实实之间，期能稍勾实情之轮廓，发虚妄之意蕴，误识谬说不免，唯望博学君子正之。
    （甲）黄氏，族最蕃，其先系所传不同。一曰嬴姓，出帝高阳之后陆终。陆终之后，受封于黄，即春秋所书黄人者，后并于楚，子孙散处江南，以国氏。一曰已姓，帝少昊之后台骀，封于汾川，亦为黄国，后并于晋。子孙仕晋者有黄渊，仕卫有黄夷。或又谓嬴之始得姓于伯翳，祖皋陶，而本金天。三者之说，曷取衷哉？盖伯翳与高阳同出，而黄国近楚，自汉以来，黄氏显者多江夏郡，意者江南诸黄，皆同出乎此。而其族在北者，容或别出金天不可知也。若吾宗之所自出，相传为蜀汉将军忠之裔。唐末有鷟者，隐居有奇操，石晋征拜谏议大夫，值乱，乃徙筠州。入宋，子孙益衍，巍科膴仕，往往而有。其昭然可据者，则谏议裔孙，度支员外郎汉卿为一世。旧有家乘，蠹漏过半，名字多缺略。其可见者，虽文节公庭坚，亦以为出谏议后。既与山谷之谱不合，矧其所载，又或与传志相牾，岂成都之黄，实流于金华耶？是又不可知也。
    此段考述黄氏得姓之来历及先世历史，似乎与本文讨论主题无甚关涉。但明清以降人士，大多喜作如此追溯。近世治谱之人，或信其为古史而不吝笔墨，或斥其虚妄而弃置不理。宋明以后稍成体系之族谱，多不惮累赘，侃侃连篇，亦表露着一种文化的风气。在讨论黄佐述其先世人粤后的历史之前，先稍就这种族姓历史的叙述意义略作讨论，对于了解黄佐后面叙其元明间之祖先历史的真相，或不无必要。宋明以后族谱编撰，一般以苏洵、欧阳修所撰之谱为典范。苏洵尝言其编撰《族谱》之宗旨曰：
    古者，诸侯世国，卿大夫世家；死者有庙，生者有宗，以相次也，是以百世而不相忘。此非独贤士大夫尊祖而贵宗，盖其昭穆存乎其庙，迁毁之主存乎其太祖之室，其族人相与为服，死丧嫁娶相告而不绝，则其势自至于不忘也。自秦汉以来，仕者不世，然其贤人君子犹能识其先人，或至百世而不绝，无庙无宗而祖宗不忘，宗族不散，其势宜亡而独存，则由有谱之力也。盖自唐衰，谱牒废绝，士大夫不讲，而世人不载。于是乎，由贱而贵者，耻言其先；由贫而富者，不录其祖，而谱遂大废。②由是可知，在唐代以前，贵族阶级或尚能记录其先世历史，但到苏洵的时代，即使士大夫阶级，亦失其先世世系的历史记忆。对于大多数庶人出身的新兴士大夫家族来说更是如此，故苏洵编《族谱》仍只能记其高祖以下世系。然而，当时的士大夫阶级，对追述先世来历怀有浓厚的兴趣。把自己的远祖来历追溯到三代甚至更早时代，至少也要把得姓来历以及汉唐之前的名人罗列一番，成为宋明士大夫编撰族谱时热衷的做法。但士大夫对待这类历史记述，态度常常暧昧，黄佐在撰写《先世行状》时，既罗列了传闻，又提出质疑，存其“不可知也”，就表现出这种暧昧的态度。不过，从这段讨论可以知道，黄佐撰其先世行状，并没有多少可靠的文字记录可据，其声称手头持有的旧本“家乘”，不但“蠹漏过半，名字多缺略”，而且记载亦多有阙疑。可以说，黄氏家世的历史，是到了黄佐或其祖黄瑜的时代，才开始有专门的文字记录。③ 所以，下一段有关黄佐先世在宋元间几代祖先的历史记载若真若伪，若隐若现，虚实难辨，亦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