⑧ 民国《东莞县志》卷55《何真传》引《东莞伯家传》中有“先是，真使弟迪及骁将黄从简顿兵围王成，久不下”语，笔者未见《东莞伯家传》原文，同书《艺文志》中也只有根据《明史·艺文志》著录的何荣的《（何氏）家记》，没有著录这篇《家传》，故其撰人和成书年代均不可考。其来历不明，姑存其疑。
    ⑨ 计有《题高彬白云山房手卷》、《送高文质游杭州》、《往平原别高彬》、《宿高彬第》、《赠高彬》以及六首以《寄高彬》为题的诗作。孙蕡《西庵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弘治十六年刊本）卷7《琪琳夜宿联句一百韵》说到元末时他及王佐（河东）与何真关系时说：“河东与余为同庚，情好尤笃，欢会未几，殷忧相仍。城治兵火，朋从散落，河东与余折袂奔走，邈不相见凡十余年。乃幸前左辖宝山何公恢复兹郡，开署求士，而余二人首被礼接。因偕从军西征。”这大概是孙蕡与何真部将之间结下密切关系的契机。
    ⑩ 孙蕡《西庵集》的《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弘治十六年刊本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所收诗文略有差异，此据两个版本综合。
    （11） 《宋学士文集》卷73，《朝京稿》卷3，《万有文库》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170-1171页。
    （12） 汤开建在《元明之际广东政局演变与东莞何氏家族》（《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一文中，引《浙江通志》的记载，认为高彬洪武中任归安县丞，洪武二十六年受蓝玉案株连，后获宥释。根据现有资料，我对此存有疑问。据《明太祖实录》卷234“洪武二十七年九月戊戌”条载，“浙江布政使司右布政使杨允、左参政罗钟、右参政李文华、湖州府知府王祯，俱以事被逮。上以其罪非贪墨，俱宥之，复其官。归安县丞高彬亦连坐，耆民诣阙言：‘彬在任公廉，未尝以事扰民，民得安业，今坐死系狱，乞加宽宥。’上以其得民心，即诏释之。”蓝玉案发在洪武二十六年二月，案发后，受株连者随即伏诛。当年九月，朱元璋已下诏赦其余党。在整整一年后，似无可能再专门颁诏赦免个别案犯。再参以前引诸条有关高彬的资料，我怀疑洪武中任归安县丞的高彬与何真部下的高彬应该是两人，而何真部下的那位高彬，早就经商去了，是否还会在县丞任上受蓝党之祸牵连，不见明载。但鉴于证据尚不充分，此事又与本文主旨关系不太直接，姑且存疑，不拟深论。
    （13） 关景熙之所以不能得到重用，除了朱元璋对何真部下的戒心外，恐怕更由于关景熙“生来好武文章浅”；与关景熙的境遇形成对比的是同时入朝的德庆土豪李质，由于他自幼“经史子集无不读”，归附任明朝官职后，又因“皆能执法，丞相都督咸敬惮之”，洪武五年得授刑部侍郎，寻升刑部尚书。参见雷礼辑：《国朝列卿纪》，《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93册卷55，第11-12页。
    （14） 明初与孙蕡等人并称广州南园五先生之一的黄哲有《送邵李二巡检赴京》诗（《广州四先生诗》卷1《雪篷诗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邵、李二人生平事迹不详，估计是何真旧部归附明朝后得授武职的头目。
    （15） 又参考民国《东莞县志》卷31《前事略三》记：“四年命山东参政何真回邑追籍前自称围主元帅等，名职目军（张志），发河南彰德等卫入伍。”
    （16） 民国《东莞县志》卷92《金石志》，第4页。
    （17） 罗亨信：《觉非集》卷5《同邑礼部侍郎陈琴轩公行状》，《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9册，第594页。
    （18） 崇祯《东莞县志》卷5《人物志》，东莞县人民政府办公室重排本，1995年，第556页。
    （19） 崇祯《东莞县志》卷6《艺文志》，第725页。
    （20） 崇祯《东莞县志》卷3《兵防志》，第345-347页。
    （21） 参见拙文：《传说、附会与历史真实：珠江三角洲族谱中宗族历史的叙事结构及其意义》，《中国谱牒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49-162页。
    （22） 在《双槐岁抄》中与黄从简并提的何真另一骁将高彬，随何真归附后，就隶属军籍，孙蕡诗《送高文质游杭州》（见《西庵集》卷5）中有“君惜从戎佐南伯，归朝名在骁骑籍”句可证。
    （23） 嘉靖《香山县志》卷7《香山黄氏家乘序》（嘉靖三年翰林院修撰儒林郎经筵讲官同修国史高陵吕柟撰）中亦提到“自国初温德始有尺籍隶香山”，可见黄佐撰修的《家乘》关于温德的经历与《先世行状》所述是一致的。另外，明代与黄佐有关人士，如黎民表撰《泰泉先生黄公行状》（见《黄氏家乘》卷4，第17-30页）、文征明撰《处士黄温德墓志铭》（见嘉靖《广东通志》卷18《舆地志六》，第13页，但不见于各种文征明的文集）等文献中，也都很清楚说温德“隶香山尺籍”；不过，比黄佐更早时，由黄瑜请翰林修撰黎淳撰的《处士黄泗墓志铭》（见同上书）中，并未提及此事。
    （24） 关于这个问题，我曾推测黄氏要隐瞒其家原来是军籍的事实，但于志嘉教授在审读过本文草稿后给我的书面意见中指出：“我曾经查过黄培芳撰《黄氏家乘》，当时对于族谱编纂的经纬并未多加留意，但即使是匆匆翻查，也非常确定此一《黄氏家乘》是军户家族的族谱，如果说黄培芳有意掩盖，他的目的显然未能达成。我的疑问是，如果黄培芳修谱时，已经看不到黄佐撰修的版本，又一心想要将先世曾为军籍的事实掩盖掉，那么他对于黄佐《泰泉集》中的《郡志自叙先世行状》，最好的方法是视而不见；事实则是他不但将之收进《黄氏家乘》，并且未做任何删削，让所有阅读族谱的人都能读到这一段文字，知道他们的军籍出身。我的想法比较单纯，黄培芳弃广州右卫、南海卫、香山守御所不用，改以南海-东莞-香山称之，是因为道光年间这些卫所都已不存，他因此改用当时的行政区划名称之。何况当时广东地区民众已无卫所军役威胁（清代残留若干漕运卫所，其军户仍须负担漕运军役，可参考于志嘉：《明清时代江西卫所军户的管理与军役纠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2本第4分，2001年，第833-887页），也没有必要掩盖先世曾为军户的事实（可参考于志嘉：《明清时代军户的家族关系--原籍军户与卫所军户之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4本第1分，2003年，第97-1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