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黄佐家族的历史来看，他们从明初的军户到明代中期成为地方望族，除了从黄泗一代经商致富，到黄瑜读书仕进是重要的契机外，还有一个机缘是他们作为军户家族，有可能直接被征召参与王朝的事务。《黄氏家乘》卷5收录一篇黄瑜侄子黄畹的墓志铭，记载其事迹云：
    隐居黄公讳畹，字宗直，号东窗……祖泗、父珩，皆隐德不耀。公幼失怙，事母克孝，尝随长乐伯氏瑜之沐教。弱冠，归娶贤配唐氏。虽未筮仕，然亦修于家……年二十三，交趾构祸，都宪韩公雍绥辑之，而使难其人，博采群工，知公有文武才，召而核之，称韩意。公以千户遣，赍诏安抚。至则宣布德威，交之王臣，拜舞遵顺，罔敢颠越。及见公之词射绝伦，腆享丰币，尽辞不受。公之使交，能不辱如此。旋复诸韩，将剡公之功于朝而懋用焉。韩忽为时论报罢，不果。黄畹被韩雍遣派执行安抚交趾使命时的千户一职，究竟是临时授予还是他在此前已经担任的军职，这里没有说得很清楚，甚至连他此前是否已在军中服役也不清楚，但我相信同这个家族军户的身份不无关系，有可能此时黄畹是在黄玟之后承袭了军役的情况下被委以重任的。由此看来，虽然事实上由于军户对王朝负有更多的责任，有更直接的义务为王朝服役，承受更沉重的负担，但这种责任，正是基于军户本质上是皇帝的扈从，是王朝最直属的臣民这种特殊的地位产生出来的。尽管军户要应充军役，可能的确困苦难当，但在王朝体制下，军户有其特殊的政治和社会地位。虽然大多数军户在明代可能因为不堪重役而以逃脱军籍为幸，但也有不少军户家族可能由于这种身份而相对获得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便利。黄佐这个家族就是一个例子。
    明代军户以逃役甚至脱籍为幸，与通过科举攀上提升社会地位的阶梯，在明中期以后是同时并存的两种动向。《粤东简氏大同谱》卷9《家传谱·莞井系七世用耕公民牧公（传）》的记载提供了一个实例：
    用耕公好善尚贤，不乐浮糜，籍南京卫屯田军。其为屯田，适应其幼，名用耕也。晚岁脱军籍，解戎衣归。即所居之右，筑一室以为读书讲道之所，曰居隐轩，时称居隐先生。当是时，天下苦军籍。自明初设兵卫，未久而弊生。故吾宗南海湖涌系五世宽斋公配廖氏，以智术为宗人脱军籍，子孙称之；而吾宗番禺汾水系一世瑞源公，竟以军籍卫学生始迁发祥，盖所遇不同也……用耕公年七十，其晚岁脱军籍，犹古者五十不为甸徒之制，非逃也。既脱后，不欲复以军籍苦宗人，势不能无所避，乃避而不免钩补者，以从子淳政补其宗之籍，此由钩者自为之，适知有此宗人也，而非用耕父子鬻钩者为之也。这里举出两个例子所选择的方向，看似南辕北辙，但其实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关联性和深层的一致性。逃脱军籍，可令整个家族免除军役重累；读书入学，则令单个的军户子弟免除服役。（31） 明代地方社会的转变，与这两种并存的倾向不无关系。在番禺县沥滘村，有一块至今仍存的明嘉靖九年（1530）的碑刻，记载了一个有类似经历家庭的历史，碑云：
    士有饬身修行、勤俭以立其业，其荣名盛福，虽弗享于生前，乃有见于殁后。此故君子之所伤悼也。矧夫有贤子为之□表白□□□□□□□于歌咏宜矣，若今浙江参政罗君宗润之先君子广成，甫赠奉直大夫刑部员外郎者是也。罗之本先，江右泰和人，公之□□□□□□岭海间，值元季兵乱，弗克归，因寓居五羊，娶番禺曾氏，生公。弱龄时，□从善翁，东西避兵，无宁岁。入国朝，始得奠居，然家业荡尽。公虽未及冠，即事贩鬻以为奉亲计。未几，父母相继殁，诸弟亦逝，公益励志勤简，殖田园，以给衣食。积诗□□□□子孙。其起家裕后之谋亦劳矣。公性刚直，为乡人所敬信，有□□事，辄白于公，公亦开心见诚，为之分别是非，虽被诬系狱者，往往为之昭雪。由是，人称其长者。虽得寿七旬有五以卒，然有子如参政，曾未及见其大显。所谓荣名盛福弗享于生前。以此参政由郡庠生领丁酉乡举，初授秋官司务，升员外郎，用荐历令官。（32）根据该家族现存族谱的记载，该碑所记的罗广成为元末明初时人。大约在洪武十六年，被发往“京卫戍役”。“居岁余，乃具所为诬枉情欵登闻于上，由是表白南还”，得脱军役。而这一纪事，是以罗广成之子罗宗润在洪熙元年请河南道监察御史王子伦撰《晋赠大中大夫广成罗老先生行实》的形式收入族谱中，而罗宗润在碑文中说他“由郡庠生领（永乐）丁酉乡举”，历官至浙江参政，族谱中更说他“中（永乐）辛丑科进士”。（33） 据嘉靖《广东通志》卷12《选举表下》，永乐十五年的举人中的确有罗宗润其人，但永乐十九年的进士就没有这个名字了。在明初卫所军户制度下，所谓罗广成“表白南还”的说法难以令人相信，即使真的南还，也很可能是逃军。但后来这个家庭似乎的确没有再服军役了，可能是由于罗广成儿子罗宗润永乐年间中举的缘故，也显示科举入仕是脱免军役的一种机会。这些倾向成为明代中期广东地方社会朝着士大夫化的社会转变的一种重要动力，值得今后做更深入的探讨。
    关于黄佐的祖父黄瑜和父亲黄畿的事迹，以及这个家族后来的显赫历史，学界已经有相当的了解，本文不拟详论下去。不过，有必要特别指出的是，所有关于这个家庭的历史记录，甚至连黄瑜黄畿的事迹在内，都是由于黄佐这位杰出的历史编纂家的努力而彰显的。甚至连黄瑜最著名的著作《双槐岁抄》，也是由黄佐增补之后公之于世。因此，这个家族在明代前朝的全部历史记录，都得以其为明中叶士大夫之历史记忆视之。这些记忆，部分也许可以追溯到黄佐祖父黄瑜，但相信是到黄佐的时候，才成一有系统文字记录之史事。明弘治十年（1497）番禺谢廷举撰《明故文林郎知长乐县事双槐黄公行状》记曰：
    世传仕业，自叠水（指黄瑜曾祖黄教--引者按）以来，始潜而弗耀，汇休钟庆，实发于公之身……既冠……时番禺东井陈宣之先生以五经授教，遂相与馆于广城，卒业其门，而学益进。讲习之暇，则修堂祠，营居室，凡椟主之制，祭祀之仪，冠婚丧葬，必仿文公《家礼》行之。（34）据说，黄瑜不但在自己家庭推行《朱子家礼》，还创修了这个家族的家庙和家谱，黄佐纂修的嘉靖《香山县志》卷7收录吕柟撰《香山黄氏家乘序》曰：
    《黄氏家乘》一编……皆香山黄长乐君之所创编，其孙太史才伯之所增修者也。才伯曰佐，今自宋度支员外郎汉卿鸣筠州来，凡十有四世，自元西台御史宪昭谪南海来，凡八世，自国初温德始有尺籍，隶香山来，凡五世。阙疑而传信，斯谱也大略具矣。于戯！长乐君在天顺中为太学生，曾上六正之疏，时人或比之陈东。而才伯又为今名史氏……才伯又言长乐君首创建家庙，中遭寇变，他皆不顾，独抱主以避。父粤洲君，割已田七十，以供烝尝。嗟乎！孝子之重宗佑正，犹忠臣之爱社稷者乎。这个家族的家乘谱牒创自何时，说法不一，前引《双槐岁抄》中曾提到黄瑜祖母关氏在永乐元年民舍大火时，“他物不遑携，惟持谱牒，拥蔽其面，吁天哀号，风反火回，得免煨烬。今家乘得存，祖母之功也”，似乎在黄瑜之前，早已有谱牒存家，但同一篇文字，又说有关其高祖黄从简的事迹“家传缺略”，得谢用宾的《何左丞真遗事》方知其实，可见在黄瑜之前，其实并无黄从简以上世代祖先的记录。又现存的《黄氏家乘》为清道光年间黄培芳编纂，黄培芳在序中说其《家乘》编自黄佐，但“惜乎不可复观”。据此，我以为黄佐纂有《家乘》应该没有什么疑问，而黄瑜所编的家乘，则可能仅属草创。本文所能见有关黄瑜以前历代先祖的事迹经历，大致在黄瑜之前，只是口述的传统，而经黄佐之手，则已见详备。吕柟的序文，把从黄瑜到黄佐所建立的家族历史述说的意义发挥得相当清楚，从中不难窥见明代中期兴起的士人在地方社会建立士大夫文化传统之深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