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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转变”视野下明清文献中的建筑评价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同济大学学报:社科版 王凯 参加讨论

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由古代成熟晚期向近现代社会转变的关键时期。考察明清建筑文献中如何描述、评价建筑物,事实上所关注的,是人们看待建筑的思想方式和理解建筑的认识观念。比较现代中文文献和古代建筑文献中谈论建筑的方式,可以发现很多层面的关键差别。这些差别的重要性就在于,他们所映射出的是在思维方式和建筑观甚至世界观上的重要转变。如果我们沿着历史的线索去考察,就几乎肯定要追溯到思想史的“近代转变”和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断裂。
    在对古代文献中建筑评价的特征进行具体分析以前,我想先对“近代断裂”前后的深刻思想变化做一点概括性的结论性说明。这来自于近当代学者对近代思想史的研究结论,也构成本文论证的方法基础和前提:我们从一种泛联系性和泛象征性的求同型思维方式向一种西方化的主客分离的客观化求异思维转变;我们眼中的世界由古人眼中的同构一体化的感性诗性世界向一种差异化客观化的理性世界转变。① 在这种深刻的变化中,我们对于周围环境包括建筑的认识随之而相应改变。
    一、中国建筑文献的“近代转变”
    很多人都承认,文艺复兴运动以前的欧洲与近代以前的中国,在文化上有诸多类似之处。拿建筑学领域来说,欧洲语言中的“archi”-“tect”与中国古代的“大匠”在语义上类同,至于在社会地位、职业属性、工作方式等方面的种种相似性,更不仅仅是字面上这一点。
    同样,在建筑的理论文献方面,中国古代与欧洲中古以前的建筑学类似,并非一种近代意义上的学科(这种学术分科本来就是欧洲近代才有的名堂),因此与文艺复兴以后“突然”出现的众多建筑理论家和理论文献相比,欧洲13世纪法国的Villard de Honnecourt手抄本[3] 与中国古代的建筑文献例如《营造法式》乃至《园冶》在文献的文体特征方面就有了更多可以比较之处。
    同时,有趣的还在于,如果胡适先生的说法不错,近代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可以算作“中国的文艺复兴”② 的话,那么在明清乃至近代的建筑学中,是否就应该也可以观察到类似文艺复兴的某种转变呢?
    法国建筑史学家和理论家Francoise Choay女士的博士学位著作The Rule and The Model:On the Theory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中,讨论了文艺复兴前期欧洲由于文化和技术的变革所引发的建筑理论和实践领域的模式转变。比较我国晚清到民初的“近代转变”,确实可以发现相当多的类似。在这一点上,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传统中的建筑文化似乎形成了某种相互映照。
    Villard de Honnecourt手抄本作为欧洲流传下来唯一的中古建筑文献,在西方中世纪建筑史研究中的地位自不待言,研究它的文献足可汗牛。我读过的有限,只能做一点宏观的比较。欧洲中古建筑师的地位与我们古代的匠人有点类似。张良皋先生《匠学七说》中所说的中国建筑师“多为哲匠,久为帝师”③ 应该是指作为建筑师职业性质的整体而言。在缺乏个人主义传统的古代中国和中世纪欧洲一样,匠人只是众多手工业者之中一种。主要所从事的工作不外乎计划、建造等具体工作,与文艺复兴以后建筑大师们的工作方式不可同日而语。因此,为他们所用、所写的笔记和书籍,必然是处理很多具体的操作性问题。因此,可操作性成为中国和欧洲建筑文献的共同特征和目标。这里所说的操作性,是区别于西方后来文艺复兴时期理论家们的理论性批评性著作而言的。
    在中国古代的建筑文献中,这种操作性是非常明显的。各种对于建造方法、技术规程、设计原则等等的说明通过文字的形式清楚地表达出来。随着技术不断发展,规程不断复杂,文献的内容也渐趋复杂、完备、深入。这种无论是对于建造规则、设计方式、制度要求的说明还是经验、技术的记录传授,所采取的都是条文文字说明的形式,而图的作用仅仅在于说明文字。这种文字说明的性质类似于Choay所谓的“Rule”(规则)。[6] 匠人们对于建筑的认识就来源于这些操作规程或师徒传授的文字说明,而没有形象的准确再现。因此,中国古代工匠在经验不断积累、技术不断革新的情况下没有对于“风格”的自觉认识也就毫不足怪了。这种情况至少一直延续到明清外国传教士的到来才有了改变,而最根本的变革则是在近代以后。
    根据意大利学者Mario Carpo在他的著作Architecture in the Age of Printing中的研究,欧洲在文艺复兴早期,由于古腾堡印刷术的出现和传播,一种用于传播可以复制的图像在建筑师和工匠中流传,由于这种图像的准确性和复制性,使得工匠(这时候已经是建筑师)能够准确地以形象的方式复制建造柱式一类建筑构件,并使得柱式有可能成为文艺复兴建筑设计的基础。[7] 这种不同于中世纪的“操作性”规则的方式被Choay称为“Model”。[6] 在中国,近代以前,更重要的由于观念而不是技术的原因,中国古代各种文献中从来没有这种“Model”的情况,一直到古代晚期,才有复制性图像的开始出现,近代以后逐渐替代操作性规范成为主流,这也应该是近代会出现“古典样式复兴”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中国建筑观念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中国建筑被设计者或建造者作为一种“样式”或者“风格”来理解:这同样是一次非常深刻的转变。
    造成这种转变的原因、过程和影响都是非常复杂的。这种复杂性来自于中国建筑思想史中“近代转变”的关键地位,作为中国现代建筑学科发生的起点,近代转变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至今影响巨大的认识结构的初始建构。作为影响因素的西方建筑学术系统的传入、技术的变革以及本土建筑思想文化资源在过程中的作用相当复杂。这里采用一种很简化的描述方式的目的,是为对文献的讨论确定一个相对清楚的逻辑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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